今年1 月16 日，汪涌豪新当选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这位“渴望沉浸在喜欢的事情里、努力从自己身上卸掉一些东西”的学者又多了一重社会身份，所以我们问他：“这意味着您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和您过往的性格或人生理念似乎不太相符，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他捻着一支笔开始了阐释，“我不想只限于书斋求知，而想做一个能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这是我愿意投身文联工作的原因。”“
我对做好知识人有一个判断，一方面是不能迎合世俗，忘了读书人的本位；另一方面，如果只满足于书斋里求知，而放弃对社会的责任，那也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番判断颇有夫子自道之意，因为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天然具有公共性，“就像古人讲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不回避崇高，敢于谈论价值世界的事情，这倒很符合一个求学于上世纪8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但是，他打算怎么做？这是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跨界。”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个词，似乎此前已在胸中盘桓多时。在他看来，目前的文艺评论界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个是不愿或不敢说真话，另一个圏子化。”后者指当某个艺术门类有新作品推出时，只邀请该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做评论，仿佛不如此不足以体现权威性。当然，这种局限性也是造成“不说真话”的原因之一，对此他做了一个比喻，“就像交朋友，不能老在三五好友里打转，这样听不到真意见。我们期待有更多人介入，这样才能听到更新鲜尖锐的声音。”
所以，“新官”上任，他最想做的就是要拆除文艺评论的界限，把不同艺术门类的专业人士汇集在一起，搭开放的平台，做跨界的评论，“对于美术创作，做文学的人可以评论，对于书法作品，也应该鼓励人调用音乐的理念来诠释，事实上，这些艺术门类本身就是相通的。”他说。
这件事由他来做大概最合适不过的，或者说，本身就非常“汪涌豪”———“驳杂”，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六岁开始学画，家里条件艰苦，他把父母给的微薄零花钱都攒下来买门票看画展，“几乎所有画展都去看，而且带着笔去临摹下来。”当时有一套美术工农兵美术丛书，每本八分至一毛钱，他都买来“照着画”，其中有一册教如何篆刻，“我就弄块肥皂学着刻，”所以，他后来学会了篆刻，据说水平不错。当然，肯定也写诗，而且新旧两体诗都写。以上的驳杂是从文艺创作者的角度而言，作为中文系教授，他的本行是古代文论研究，但又写过一部《中国游侠史论》，一再重版，这属于历史学的分科———社会史的范畴，书里的材料都是他自己一页页翻“二十四史”翻出来的。
所谓驳杂，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同义词，在他看来，知识结构是否具有开放性和批判性，是“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分野之一。因此作为教师育人时，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具备这种素质。“我出的考卷不会要求你写封闭式的标准答案，答案是开放的，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视野是否开阔，更期待他们读书有得，有自己的见解。”
因为开放，对于汪涌豪来说，“跨界”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或者说，在他眼里“界限”本不存在。因此，一个文学评论家可以为一个画家的一次尝试性创作写13000 多字的评论，在别人看来是“跨界”，于他而言则是顺手的，像只鲶鱼一样，游弋于各个门类之间，在生态未分明的池水里做些搅动，而且有一说一，就事论事，“好的就说好，坏的就说坏。”
当然，作为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去推进“跨界评论”，不仅仅是从个人性情出发，在他看来，它通往更崇高的目的：“大时代需要大情怀的文艺创作，大情怀的文艺创作需要有大视野和大格局的文艺批评，怎么做到大视野大格局？跨界是一条比较切实的途径。”他很乐见这一点已经写入上海文联的工作报告里，称自己一定会团结同好，努力实施。
因此，跨界评论不是为跨而跨，而是以更开放的视野来阐释文艺作品，“推动好的作品进一步走向民间，走向大众，”他认为这是文艺评论家的社会责任。“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介入到社会中，完全符合我的学术兴趣，也符合我的情怀。”他说。
跨界、开放，对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实验拭目以待！
文/ 傅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