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提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他强调，正是因为“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西洋人）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于是“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精神的象征。这里我们单来说说这个“赛先生”。
今天的中国已经能够把人类探测器送上月球背面，已经开始试验万米深潜的材料，“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的理想指日可待。环望世界，今天的中国可谓是一个科技大国。那么百年之后的今天，再话“赛先生”，应该有怎样的意味呢？最近的两个事例，给了我们重新反思“赛先生”在中国的重要契机。其一是天津权健自然医疗的破产；其二是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权健事件表面上涉嫌传销、涉嫌虚假广告，背后显现的却是民众整体科学素养的匮乏。那么多患者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蜂拥而至，让打着科学幌子的骗术大行其道。这里显示出社会大众理性精神的缺失，显示出科学作为一种理性精神、作为一种理性文化，在我们的社会中还缺乏深厚根基。
科学绝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与技能，科学更是一种独立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当社会缺乏这种理性精神时，各种欺诈的乱象就会悄然而至；就此而言，虽然100年过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赛先生”在中国社会依然遥远。
贺建奎以使婴儿获得可遗传的对艾滋病的免疫力为名，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一对双胞胎婴儿的胚胎细胞进行了人工的基因编辑。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而他却全然不知深浅，做着幼稚的辩解。照说，作为一名出色的青年科学家，贺建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只有欢呼的份儿，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却被人们嗤之以鼻？贺建奎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定是缺失了什么，以至于他的行为遭到人们唾弃。
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一种利器，有着无限的潜能。但科学仅是作为一种技能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在人类更宏大的责任背景下来自我审视、自我限制。
无论是一般民众缺乏科学素养，还是科学家缺乏更宏大的精神关怀，100年过去了，“赛先生”在中国社会依然任重道远。科学知识与技术的进步，显然不能代替“赛先生”在社会中的整体作用。我们必须问一句：出现这些状况，“赛先生”在中国还缺什么？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精神根基。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的进步，而是要深入到科学背后，进一步理解使科学成长起来的理性精神与文化。科学从希腊诞生之日起就是与一种高度自由、高度独立的精神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科学从来不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健全的理性批判精神，只有具备了这种探索精神，才真正触摸到科学的内核。今天在很多场合，科学只是一种招牌，只是一种名义，如果民众不能真正培养起理性批判的精神，那么很容易重新走向一种迷信，而且常常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进行招摇撞骗的迷信。
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一支，它并非是全能的，它需要与人类的道德价值观相伴而行。一种健全的教育，除了科学训练，还需要包括道德责任的培育，还需要人类健全的视野。单是科学技能的训练，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种偏差，从浮士德抵押灵魂，到科技为纳粹服务，没有正确的价值引导，科学同样会危害人类。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百年了，再来谈“赛先生”就不能像100年前那么单纯了。以为搬出“赛先生”就已足够，就能包治百病。没有健全的理性批判精神，科学就只是一种知识；没有人类更宏大的价值观念，科学同样会祸害人类。今天再话“赛先生”，更能体味其中沉甸甸的分量。（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