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起，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二十余名师生奔赴山西、浙江等五个省份，开展为期二十余天的传统村落与乡村遗产的田野调查工作。此次调查是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承担的住建部两项课题《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管理办法研究》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标准前期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今后传统村落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制定提供实践支撑，确保法规标准具备可操作性，并体现出全国范围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需求。
相较于人们所熟知的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遗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的认定时间还不长。2012年4月，住建部等四部委正式启动传统村落调查保护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了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有4153个因在传统建筑风貌、选址和格局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村落入选，囊括了全国所有省份。传统村落名录的建立，对于摸清并记录我国传统文化家底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等同于文物或者非遗的保护，传统村落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仍在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存在着发展的需求，具体到每一个村民身上，就体现了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从2014年起，中央财政针对列入国家名录的传统村落，给予每个村落300万元的补助支持，用于村内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居环境的改善。地方政府也建立专项资金或统筹各项涉农资金，落实相关保护项目，结合社会与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
随着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不断深入，建立相关管理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四千多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实质上已经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村落文化保护群，如何管理它，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在前期文献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先期选择了山西、浙江、福建、安徽、贵州五个调查区，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教师与研究生为主要调查人员，累计走访了90余个传统村落，与调查区内的各级住建部门座谈40余次、基层政府座谈20余次、村委（民）座谈40余次，以及与其他社会参与力量座谈20余次。座谈主要围绕区域内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经验、问题与经典案例展开，重在了解各利益攸关方对于管理法规和标准制定的需求与期望。
先期选择的五个区域中，山西是我国北方国家级传统村落数量最多的省份，共279处。区域内人文特征显著，传统村落内保有着大量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浙江与福建同属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和第六位，分别有401处和229处村落入选。浙江和福建区域内地形多样，传统村落分散在山地、平原和沿海地区，形成了不同物质形态和文化特征的村落类型；安徽省地处我国中部，经济水平处于全国中游水平，域内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在皖南地区，以徽派建筑为典型特征，兼有其他类型的传统村落；贵州省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但传统村落位居全国第二位，共有545处，保护任务较重。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以山地为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贵州传统村落的重要特征。
在调查过程中，很多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空心化和文化老龄化带来了传统村落的自然衰败和文化断层；整体保护思路由于偏向文物建筑的静态保护，常常忽略了村民的实际需求；保护主体和保护对象的不清晰，使得在管理过程中权责不对等，出现问题无人解决等。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解决方案，如浙江省内加强对涉农资金的统筹，加大对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倾斜力度；山西省一些传统村落利用煤矿关停的契机，通过对废弃矿山种植树木、恢复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吸引游客采摘、就餐、住宿，建立起循环经济模式；福建省一些村落通过乡贤和宗亲组成的村庄理事会，积极带动村民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中来，弥补了资金不足、宣传不够等问题。
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是一个系统性难题，相关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是自上而下的规范行为，但是归根结底需要我们回答的，是传统村落何去何从的问题，而这又需要从保护什么、谁来保护、为谁保护等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出发。从文化遗产学科的角度来讲，都是围绕“遗产”产生的追问。因而此次调查除了了解各省传统村落的管理现状之外，同样关注着其承载着的乡村遗产。传统村落蕴含了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与生存哲学，而乡村遗产是其重要表现。传统村落的保护要落地，那么它的保护对象和内容就不能只是泛泛而谈，最终也需要落在具体的乡村遗产之上。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当下、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乡村遗产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接下来，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与文博系师生还将扩大调查区域，对传统村落和乡村遗产做进一步的调查收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