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知道，钟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索顿。
这个隐匿在他发表的短文、写过的文章、翻译的书籍中的名字全称是“索朗顿珠”，在藏语里是“心想事成”的意思。广袤的高原，正是他倾注心血、完成事业的梦想之地。
在西藏大学给钟扬准备的安置房中，一进门的置物架上放着三把修剪植物枝叶的钳子，还有胶带、小剪刀和几卷塑料袋，紧挨着置物架的是一个衣架，上面挂着钟扬外出采种子的“套装”——褪色的宽檐帽、牛仔上衣，还有他最经典的黑色书包。
在房子的二楼，钟扬的卧室里有几条颜色泛白、磨出破洞，自己缝补过的牛仔裤，这是钟扬最常穿的衣服。一旁放着的鞋子则沾满了泥垢，连鞋底都开裂了。靠着这些行头，钟扬在西藏从事植物采样工作。
海拔5300米，珠峰大本营。“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这是钟扬生前最喜爱的一首藏族诗歌。他曾说过，环境越恶劣的地方，藏波罗花生命力越顽强。他就像这青藏高原的藏波罗花，深深扎根，顽强绽放。
在珠峰采样，其中的艰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2013年，钟扬的藏族博士生、如今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德吉第一次和钟扬去珠峰采样，她回忆道：“团队所有人，连吃了7天干饼、火腿肠、榨菜，没有吃过一次正经饭。”
虽然无暇顾及自己，但钟扬对学生非常关心。白天，钟扬总会坐在车里最颠簸的最后一排，而到了晚上，他总会换到副驾驶的位置，上气不接下气地和司机聊天。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怕车子走夜路发生危险，要让司机保持清醒。”学生徐翌钦说。
海拔3658米，拉萨。
“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留下一支科研团队，西藏的生态研究才能走得更远。”钟扬说，他一直有个梦想，想和自己的团队一起，把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推向世界。而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西藏高校拥有培养高端人才的“造血能力”。
“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绝不离开！”2009年，钟扬曾在西藏大学全校大会上掷地有声地说。
在这所高原学府中，钟扬倾注了心血和智慧。从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开辟，到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设；从为西藏大学争取到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到获得国家重大研发计划，直至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这些长期积累的成果，最终使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2013年，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2016年1月，在钟扬的主持下，西藏大学首次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筹备会在上海召开。此后，他全程指导并参与一流学科建设工作。
2017年9月21日，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钟扬真的“心想事成”了，妻子张晓艳回忆说，他当时非常高兴。
“他说过，西藏大学生态学科上了‘双一流’，是个大荣誉，是西藏的头一个。他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张晓艳说。
钟扬常说，他“戒”得了酒，却“戒”不了西藏。
在西藏的16年中，他的爱深入骨髓。以前，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MP3，循环播放着藏语教学音频。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对西藏文化感兴趣，钟扬就让他在西藏的内地班读初中。看到小儿子会说一些藏语时，钟扬发自内心的欣慰。小儿子中考后，钟扬又让他去上海的藏族中学上学。
“每一期援藏结束，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坚守——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张晓艳说。
直到现在，张晓艳有时都在想，也许钟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只是又有一些新的想法，潇洒地出发了。就像钟扬的工作随笔《藏北的窗》写的那样——
“那年8月，我们的考察队沿着泥泞小道穿越羌塘草原……第二天清晨，队伍重新启程，车开了回头看，熟悉的土墙，挂满经幡的玛尼旗杆，旅馆老板一家子挥舞告别的手臂。那后面，一缕晨光正巧投进洞开的窗口，心头顿时涌起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