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10时，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下班，走出大门时，习惯地回头望了一下二楼的窗——曾经，那里总要亮灯到凌晨一二时，如今却一片漆黑。
那扇窗里，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同时也是研究生院院长钟扬的办公室。几个月前出差途中，他在清晨赶赴机场的路上发生车祸离世。
包老师总觉得，那盏灯依旧会亮着，亮在许多人心底。
钟扬，他戛然而止的生命旅程中，留下的是16年间西藏行路50万公里，是他与团队在高原上收集到的4000万颗种子，留下的是科研育人为许多年轻人点亮的理想之火。
“你是一粒种子，突然消失，回归大地，告别这个世界。你是一粒种子，从不畏惧死亡，在探索发现当中，总有人能够延续你的生命。”在他的告别仪式上，有人献上这样一首小诗。
不以为苦，更享其乐
在钟扬去世消息发布的第二天，关于他的纪录片《播种未来》播放量超过1200万，近400个微信公众号发布纪念追缅文章，不仅仅是教育领域，不仅仅是认识他的人都在怀念，为他的离去扼腕。
在一个看似“冷门”专业做研究的科学家，为何引得如此多人心潮涌动？追问到答案，或许才能真正读懂钟扬。
钟扬的故事里，主角是种子。“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颗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很多次他在科普活动中说的话，道出根由。1984年，他被分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所里的一个重头研究对象是猕猴桃。那时他知道了，如今名满世界的奇异果，其种子的母体，来自中国宜昌农村的20根无人关注的野生猕猴桃枝条。
2000年，钟扬接受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元老级人物陈家宽教授邀请，从武汉来到上海，与同事们一起确定生命科学学院将要突破的方向，其中之一是种质资源的研究。科学家们相信，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它可以被看作是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也是未来科技较量必争之地。钟扬将目光投向了西藏。
“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2001年，钟扬主动请缨来到这片土地，寻找青藏高原上生物进化的轨迹。然而，要盘点清楚这些生物“家底”并非易事，仅种子样本一项，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个，而且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按此计算，钟扬一年至少要行走3万公里。
如今已经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曾是钟扬的博士研究生，他印象最深的是钟教授的忙碌。忙到什么程度？钟扬工作需要兼顾上海和西藏，他专门摸索出一个飞行计划表，还常向人得意炫耀。比如，上海到成都最晚的航班是凌晨2时到达，在机场休息室眯2个小时就到凌晨4时，正好成都飞拉萨的第一班飞机可以安检了，早上7时起飞，9时30分到达，直接开始工作，一点不耽误事儿。
“我问过钟老师，那么拼，为了什么？”拉琼记忆犹新，老师说的是，“假设在100年后大家发现西藏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但由于气候变化已经没有了，但是100年前一个姓钟的人采集过，那时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等到发现了那个藏种子的罐子，最后哪怕只有几粒发芽，那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一个为中国种质资源、生态资源竭尽所能的他，始终奔波在路上，不以为苦，更享其乐。
师者传道，身体力行
为钟扬订过机票的经佐琴老师记得，每次钟扬从西藏回到系里，他会带很多标本回来。那时还没有微信，往往是他在实验室振臂一呼，连平时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学生都会赶来一起制作标本——十几个人坐在大教室里，围成一圈，面前放上胶水、针、线，一边做事，一边听钟老师讲故事。有时待到凌晨一二时，实验楼的大门早已用铁链拴上，但推一推，人还能从缝隙中挤出。为了不吵醒门卫，身高180厘米、体重110公斤的钟扬，要先跨过链条、再吸肚子，一点点从狭窄的缝隙中挤出，还不忘送上得意的笑容。
包晓明记得，钟院长的身材特别高大，穿什么都很得体，但他的生活特别简朴——3件格子短袖衬衫就可以过一个夏天，冬天一般是衬衫加上一件棉外套。他爱穿牛仔裤，有一次出差，他先去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拉萨，再去二十几摄氏度的广州，回来后还得意地告诉大家，自己一条牛仔裤可以应付30摄氏度的温差。
钟老师走后，系里整理办公室遗物时，发现有一个纸箱子，里面有很多旧衣服，包括破了洞的牛仔裤、住院时买的拖鞋等等，他都舍不得扔。
不是没钱，钟扬的科研经费很充足，但他都是用来搞科研，从来不用在自己身上。他用的电脑也是最普通的，鼠标表面都已经磨损了。他珍惜每一张纸，双面打印不算，还常常把打印纸的空白处剪下来记录一些待办事宜。
他捐款却很大方，每次学校里有捐款项目他都参加，捐得还不少。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他为西藏大学的受灾学生捐款，一捐就是1万元。很少有人知道，钟扬把12岁的小儿子送到寄宿制学校共康中学学习藏语。他每年都会带孩子上高原，适应高原气候，他希望孩子如果以后有机会又愿意的话，可以为西藏工作。
“他是一位真正的师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指引着我们。”包晓明说。
生命不息，追梦不止
很多中小学生认识钟扬。因为在自然博物馆，常常能见到他为孩子们开设讲座，甚至客串讲解员。“如果把钟扬教授比作一个事物，我想用水。”自然博物馆展示教育处教育科科长徐蕾用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比方，“他像水一样流淌在你的身边。这是我在钟扬教授离开后走在展览馆的感受。展板上是一段段他亲自修改、斟酌的文字，脑子里依然是他意气风发带着各界人士参观的样子，因为讲得太精彩了，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他没走，只是换个方式留在我们身边。”
在繁忙的科研教学活动以外，钟扬更积极投身科普。许多人不理解，而他的中学同学、一生挚友黄梵却懂他。
“他也是普通人，和很多人一样，有自己的‘私心’，也会为孩子的成绩担忧，也会权衡去西部的好处和坏处……”黄梵说，钟扬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他会多想一层——他不仅仅做对自己有利的事，也做对他人有利的事。他曾说，一个人单干的代价很大，人们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彼此跨界分享，可大量节约社会成本。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家宽这样评述：他每做一件事，都是追随梦想。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追求方式。
1984年到2000年，毕业后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期间，这是第一阶段。这16年间，钟扬不断地把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如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国门一打开，他就赶紧把西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进来。他是一个传播者，他传播的科学技术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一起步就走到时代的前列。
第二阶段，从2000年开始，当时陈家宽把钟扬引进到复旦大学，他同时引进三位学者，另两位是卢宝荣教授和李博教授。他们共同承担重建复旦大学生态学科建设的重任。2001年起，这3位杰出的科学家到了复旦大学以后，正逢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科教兴国战略正在启动，他来追梦了。
第三阶段，从援藏开始。钟扬在做援藏干部之前，就已经在复旦大学为西藏大学培养博士，同时进行合作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强烈地感受到西部地区在科技和人才培养上，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钟扬身先士卒，科技援藏，人才援藏。担任援藏干部后，他全身心投入，为西藏大学拿到了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个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项目，特别是把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带进了国家“双一流”建设中。他的贡献是卓越的，他在追梦，他要把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科学研究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带进新的进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