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粒种子，突然消失，以回归大地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你是一粒种子，从不畏惧死亡，在探索发现的路上，总有人会延续你的生命……”虽然已经离开人世两个多月，但是复旦大学教授钟扬仍然以各种方式活在他的同事、同行、学生的心中。
今年9月25日，钟扬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讲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而此前他已订好9月28日去拉萨的机票，因为他要赶去和西藏大学的同事商讨一流学科建设。
钟扬在西藏
五十三载人生虽然短暂，钟扬却花了16年常年奔赴野外盘点青藏高原植物种质资源，为人类“种子方舟”收集了4000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并带领西藏大学的生态学科进入一流学科建设名单；
他用10年在上海种下一片红树林，为后人留下美丽景观和生态屏障；
他用心血培育一大批优秀学子，其中不少少数民族学生已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西部省份。
他的同事、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说：“钟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是一个追梦者。”
曾与他短暂共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包信和说：“钟扬是一个特别纯洁和高尚的人，没有私心杂念，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始终坚守他的初心。”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同事说：“过去我们加班再晚，离开办公室时，都能看到钟老师办公室的灯亮着。现在，他办公室的灯不再亮了，但是，他点亮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灯，让我们每个人思考人生的价值。”
学生纪念钟扬老师
扎根中国大地的科学家
“人不是因为伟大才善梦，而是因为善梦才伟大。”——钟扬
他曾经梦想盘清青藏高原植物种质资源的家底，为人类留下宝贵财富；他曾经梦想上海的海滩能有大片大片繁盛的红树林；他曾经梦想，为西藏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弥合东西部巨大的人才鸿沟……这些梦想正由他逐一实现。
他的下一个梦想是，为西藏墨脱地区引种小粒咖啡。这是他为当地找到的合适种植的经济作物，今年10月份本该去看第一批幼苗的发芽情况。他还为西藏的生态战略保护工作制订了详细规划，只可惜，他却无法亲手将这美好蓝图化为现实了。
“钟老师不仅是一个善梦者，更是一个追梦者、践行者。”和他共事18年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浩明说，钟扬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问题，做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
他曾经因为在竹子中提取到疑似能抗抑郁的成分而联想到，大熊猫喜食箭竹是否也因其中含有这一成分？当大熊猫全基因组测序完成后，他马上组织大家讨论，经过100多个日夜，终于发现大熊猫神经代谢通路中，多巴胺代谢相关基因有了改变，从而证实竹子含有抗抑郁成分。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随着钟扬的事迹广为传颂，这句话也广为人知。其实，早在10多年前，钟扬就敏锐地察觉，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的未来，他将种质资源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之一，毕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2001年，复旦大学征集选派援藏干部，钟扬第一个报名。他认为西藏是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要研究种质资源，必须去西藏。但后来复旦大学对口支援地区改为甘肃，钟扬就自己联系西藏大学自费援藏，这一去就是10多年。
试种红树
他的学生耿宇鹏回忆：“一次外出采样，钟老师说去阿里。我们都提出质疑，别人都不去阿里，那里海拔太高、生活条件太苦，而且物种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样。钟老师却说，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钟扬深知，西藏每一个特有物种，对国家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十多年来，他和团队已从采集的高原香柏中提取出抗癌成分；
他们在雪域高原追踪数年，最终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
他带领学生花了整整三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并为珍稀巨柏筑起保护屏障……
2003年，他帮助西藏大学理学院成功申报西藏大学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还帮助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领域的多项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2015年5月2日，他因为脑溢血，被紧急送入长海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昏迷两天经抢救苏醒后，他关心的第一件事是询问前来看望他的同事卢宝荣：“原本我要上的课是否安排妥当？”他牵挂的第二件事，就是嘱咐家人记录下他对援藏工作的思考，因为担心自己没有机会再次进藏。5月6日，病情稍缓，他立刻在病床上给党组织写信，其中饱含着他对援藏工作真知灼见和宝贵建议。
他在信中提到，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屏障，要建设一个长效机制来筑建生态安全屏障，关键是人才队伍。他建议开展“天路计划”，专门从事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他说：“14年的援藏生涯对我而言，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遵照医嘱，他不能再去西藏当“拼命三郎”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5月28日再次飞往拉萨。随后，重又恢复了上海拉萨两地跑的工作节奏。
钟扬与西藏同志
点亮学生人生的好教师
“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钟扬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出身的钟扬，学的是无线电，但是后来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此后，他果真和植物、生态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2000年，他已经是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官至副厅级”，但是他毅然选择到复旦大学当一名普通教授。他的同事叶敬仲说：“有报道都说钟扬放弃了局级干部岗位，后来为援藏又放弃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他心中只有科研和教学，根本没有名利的位置。”
陈浩明也说，钟扬有着一个当老师的梦，他的初心就是当一位好老师。因为“他到复旦来时，正是高等教育的低谷期，当时教师待遇低，科研经费少，我们生态学科的许多老师都下海经商去了，但钟扬却来到了大学，他喜欢学生，喜欢讲台。”
钟扬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孩子听说有一位智者什么难题都能解答。于是，他要去挑战智者。孩子把一只蝴蝶用手掌轻轻合拢在掌心，然后问智者“蝴蝶是死是活”，智者说：“蝴蝶就是你想要的样子。”钟扬说：“这就是教育的本质。好的教育不是塑造孩子，而是给他们以支撑和帮助，让他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钟扬为学生科普
他曾将一名患“肌无力”的学生杨桢收入门下。因为杨桢在听过钟扬的讲座后，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钟扬说：“我愿意招收你不为别的，而是因为你确实适合做科研。”钟老师的这句话，给了杨桢莫大的鼓励，如今，他已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
钟扬的研究生徐翌钦告诉记者：“钟老师曾经说过，在我的课题组里，学生是上帝。”确实，在钟扬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他会花很多时间和每一个人交谈，发现他们的兴趣。“钟老师总是协助我们完成工作，而不是我们帮他做课题。可以说，钟老师成就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实验室总有些学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就像收集种子一样，他总是用心培养，期待着学生长成参天大树。”
钟扬曾经担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无论是院系评价机制改革还是研究生培养改革，面对压力，他对身边人说的从来都是：“你们做的事只要是有利于人才培养的，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钟扬多次提到，56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他要为每个民族至少培养一名博士。他的藏族学生边珍说：“钟老师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我们。以前遇到问题，我们就找他，他会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想办法’。遇到科研问题，任何时候发邮件给他，第二天早晨起床总能收到回复。钟老师离开了，但是我读完博士，会回到我的家乡，像他一样，为我的家乡奉献。”
钟扬与学生
播撒希望种子的奉献者
“一名党员，要敢于成为先锋者，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钟扬
今年9月25日，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他的大儿子在自己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父亲，你敢走啊，我还没长大呢！”小儿子给他永远不会再打开的微信留言：“父亲，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他刚刚在9月9日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15岁的生日。按照他和妻子张晓艳曾经的约定，儿子一过15岁就由他来管了，只是他再也不能履行约定了。
“钟扬一年在家的时间最多也就150天，其余时间都在出差，西藏、上海两头跑，即使在上海，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办公室忙到深夜。”张晓艳说：“前年大病一场，他常对我说：再给我10年的时间，我就歇下来，不会这么忙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停不下来的人。”
他去世后，同事帮他的家人一起整理遗物，发现他缺少很多常人常穿的衣物，没有羊毛衫，没有羽绒衫，牛仔裤是几十元一条的。名利于他从来不算什么，但是他捐助别人却从不犹豫。2015年尼泊尔地震，影响到了西藏地区，有位学生家住震区，钟扬一次就捐了一万元。
就在去世前不久，钟扬到西藏墨脱最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为那里160多名门巴族学生开展科普讲座。钟扬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当即提出捐助10万元。但是校长拒绝了：“比起钱，这里的孩子更需要您给他们带来科学的火种。”钟扬毫不犹豫地承诺要定期来。但是，一向信守承诺的他这一次却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了。
钟扬在可可西里采集植物
他在研究生院的同事都知道，钟扬如果在学校里，他的工作很有节奏：
早上几个会场同时开会，他在不同的会场轮转；
傍晚是他和学生交流的时间；
晚上研究生院的同事都下班了，他要为孩子们录制科普故事；
深夜，则是他回复邮件的时间。
熟悉钟扬的人都知道，他的心中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孩子。只是，他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所学所思带给更多的孩子。在科研教学之余，钟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科普事业。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了17年。上海科技馆英文图文翻译和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也都由他承担。他的实验室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钟扬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要从小培养，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能多出几个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