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1964-2017)
197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84年毕业于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
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
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
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西藏大学)，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
去世前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里，种植了十亩红树林。2009年，著名植物学家钟扬和同事们亲手培植下了它们。钟扬说，这是他“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但，他再也看不到红树林茂盛布满上海的海岸线了。据复旦大学消息，9月25日上午，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作为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植物学家，西藏是钟扬几十年科研生涯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十几年来，他每年都会在西藏待上150多天。他为西藏大学争取到史上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帮助西藏大学培育出了首位植物学博士，还带出了西藏自治区首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
无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复旦大学，钟扬的课都备受学生追捧。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拉琼于2011年考上了复旦大学，成为钟扬的博士研究生。拉琼告诉南都记者，恩师工作非常拼命。“完全不要命的，在青藏高原上，整天跟学生一起搞研究。”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在青藏高原上每天睡不足5个小时的植物学家会突然离世。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1987年进入武汉植物所，曾是钟扬同事。对于钟扬的离世，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提醒我们经常跑野外工作的要安全第一。”
钟情西藏“植物学家应该去的地方”
“青藏高原有2000多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2001年，恰逢复旦大学对口支援西藏，时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的钟扬，首次踏上了青藏高原。2010年，钟扬成为第六批援藏干部，3年援藏结束后，继续成为第七批援藏干部。
十多年间，钟扬先后15次自费进藏，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都留下了他和学生采集野生植物标本和D N A样品的身影。
高原生活的种种困难，只有钟扬自己才知道，他花了整整5年来克服高原反应。后来体检时，他发现，高原环境还是对心肺功能造成了损伤。尽管如此，钟扬每年还是会去西藏大学工作150天以上；有时，一天要在海拔相差4000米的两地工作。
为什么要去西藏？在钟扬看来，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学习。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青藏高原特有的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多米到海拔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极具研究价值。钟扬曾说：“对研究生物学的人来说，西藏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
“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钟扬曾说，植物最容易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调查西藏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
收集那么多种子，对普通人来说意义何在？钟扬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给出了回答：没有人会在乎是谁采集的种子，但如果一百多年后，这种植物灭绝了，只要找到一颗种子，就有可能把它栽培成功。“在我们植物学界，那就是希望的种子。”钟扬说。
为取桃核发动同事3天啃掉5000个毛桃
如何保护和研究西藏地区的植物资源？“培养出一支西藏地区的地方队伍显得很重要。”去西藏后，钟扬觉得，单靠一个人干是不行的，西藏的同行研究生物多样性有天然的优势，他有责任和他们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学科建设好。
收集植物种子是研究西藏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一环，钟扬定下目标，每一个标本收集5000颗种子。而按照学术规范，两个样本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小于50公里。有时，钟扬一天就要走800公里，每走50公里，看见一个种子，都会赶紧收集起来，装进麻袋，然后开车去另外一个点。
有一次，钟扬发现了一种和平原上的毛桃完全不同的西藏毛桃，他想办法采摘了两麻袋。为了完好无损地取出核，他只好发动全课题组的同事，到他的办公室啃毛桃。5000个毛桃整整啃了3天，才把核都啃出来洗净。
钟扬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援藏期间，钟扬的实验室培养出了首位藏族植物学博士，西藏大学也拿到了首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钟扬曾说，“梦想把西藏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
因为研究领域类似，又都在西藏工作，年龄也差不多，中科院昆明植物园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永平，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跟钟扬相识。杨永平告诉南都记者，他曾跟钟扬一起合作研究青藏高原植物。在杨永平眼中，钟扬是一个身体好、知识面广、非常善于表达的人，“他钟情于西藏”。
杨永平是青藏高原第二次综合科考生物生态组的牵头人，他告诉南都记者，如果钟扬没有去世，也会参与到青藏高原二次综合科考中来。钟扬的突然离世，让他非常惋惜。
多才多艺他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
令前同事江明喜印象深刻的是，大约在1991年秋天，他们一起到武汉附近的斧头湖做水生植物调查，两人穿着雨鞋、踩着泥巴，非常艰苦，晚上就住在湖边小学校园里。那时，钟扬非常乐观，大家都被他的情绪感染了。“他走到哪里都像一团火，把大家带动起来。他科研能力很强，永远是个乐观的人。”
在学生眼中，钟扬永远精力充沛。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位毕业生告诉南都记者，毕业多年，仍清晰地记得每周日晚上，钟老师的实验室里飘出的饭菜香味。“他总是工作到深夜两三点，一起做夜宵吃是他们实验室的传统。”
江明喜回忆称，钟扬是个多才多艺的人，1989年七一建党节组织活动时，他还和钟扬一起表演了段相声。
江明喜说，早年，武汉植物所员工流行打桥牌，钟扬也特别喜欢打，而且水平还很高，“他是一个非常高雅的人”。
钟扬担任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副所长期间，表现出了极高的领导才能，在江明喜印象里，“他头脑敏捷，看问题很有深度。”
招收学生不考英语只看对植物兴趣
尽管科研工作繁忙，但钟扬每年都会给中学生上“生物课”，还坚持写作科普文章。他曾说：“现在许多植物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好遗憾。”
钟扬时常教育学生：“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他乐于给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曾有学生在BBS上发帖说，“钟扬老师讲的科普小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精彩。”
在今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钟扬表示，从复旦大学到西藏大学后，由于精力有限，自己在复旦的研究生招生逐年减少。目前，钟扬已培养出了七个少数民族博士。其中，五个藏族博士中有四个留在了西藏大学———扎西次仁便是其中之一，他是西藏大学理学院首位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西藏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拉琼也于2011年考上了复旦大学，成为钟扬的博士研究生。
值得一提的是，钟扬在考查藏族学生时，不考查英语，也不看知识面，只看兴趣———喜欢做植物研究才会招。西藏大学生物系的一名在读学生告诉南都记者，钟扬教授在西藏大学口碑很好，“听学长说过，他是个谦虚、随和的人。”
今年，西藏大学生物系的索南措教授刚考上了钟扬的博士生。她告诉南都记者，钟扬教授在选博士生时，最看重的是学生对科研的热情和兴趣。“我认识他十年了，他是个特别亲切的人，我遇到什么困难都敢跟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