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钟扬教授总是背着一个超级重的大背包，行走在路上。2015年夏天，记者在复旦大学8号楼见到他时，笑容里满是高原阳光的味道。“一般你在这个时间找不到我，现在正是在西藏进行野外工作最好的时候。”他的笑有一种宽厚的力量。
过去的十多年间，钟扬每年有100天以上在西藏度过，从藏北草原到藏南谷地，他和他的伙伴、学生一起，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资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在钟扬眼里，种子是无比珍贵的，“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为了一粒种子，他可以无数次奔波，哪怕一次次濒临险境，一次次无功而返。
他常跟学生说：“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但十多年坚持做一件短期既没有科研产出，也没有经济回报的事情，很多人不理解。钟扬却一直在默默坚持。好比建造一艘“种子方舟”，他希望把珍贵的生物多样性保存下来，为世界留下更多宝贵的标本，那将是人类留给未来的礼物。
可这一次，他和种子延续三十年的故事戛然而止。9月25日早晨，从内蒙古鄂尔多斯赶往宁夏银川的出差途中，一场车祸让钟扬倒在追寻种子的路上，永远离开了人世。
认识钟扬的人都说，他是有大智慧又用功的人。1979年，钟扬初中刚毕业，就瞒着父亲参加高考，一举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结果，学了五年信息科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和植物打交道，一干就是16年，还担任了副所长。2000年，他放弃一切待遇来到复旦大学，成为生命科学学院一名普通教授，为的就是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专心做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
不久，他被复旦大学聘为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2001年，他又放弃副院长的职务，到西藏大学担任教授。他说，“研究生物的人，怎么能不到西藏去”。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仅高等植物就有1000多个特有种，西藏还有许多没有被探索的地方，到这样的地方去收集种子有它的特殊意义。
在西藏16年，作为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在海拔2000多米到6000多米的高原上，钟扬每年要行走3万公里。他血压高，身材又胖，用了五年时间克服高原反应。他的第一位藏族博士扎西次仁记得，每次野外考察，钟扬都是天刚亮就出发，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为了把包里的空间省下来装野生植物采样，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他的随身听里是请学生录的藏语听力教材。他说：“我要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是可以用藏语，是表达尊重的最好方式。”
凭着一股韧劲和拼劲，他帮助西藏大学建立了第一个生物学硕士点和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为西藏培养了第一位藏族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填补了西藏博士教育的空白。而今，这支“地方队”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已形成日本、欧美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一辈子搜集种子的他，同样热爱播撒种子。在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社2015“寻找最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中，他被授予“特别关注教师”荣誉。他的实验室，有研究生，有本科生，也对中学生开放。他和这些中学生聊人生，聊科学，也让他们看实验，“只要学生肯花时间，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他们可以在这里亲眼看到、并且感受到科学研究的成功与失败的过程，这比给他们讲空洞的道理更有意义。”
钟扬喜欢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他说，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遒劲。三十多年和植物打交道，让钟扬对于生命有了自己的理解：“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
钟扬说，这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雪莲给他的人生启示。他愿意用一生做先锋者，为后来者铺路。他还说过：“人就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才能不负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