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那场致命的车祸已有月余，复旦大学教授钟扬的形象，却未曾在人们心头淡去。
相反，他的同道、学生、挚友，以及千千万万素昧平生、素不相识的“局外人”，会不时地念及钟扬留下的那4000万颗种子、一片红树林以及无数动人肺腑的话语和故事，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在某些时刻假设：“假如钟扬活着……”
有人把钟扬称作“身边的黄大年”，而他身后受到的思念与赞誉，更像再早前猝然离世的法官邹碧华。与后者相似的是，这位植物学家突然离去引发的悲伤和惋惜，远远超出了他所在的单位、地区，更远远超出生物学界，成为整个学术共同体甚至社会共同体的悲伤与惋惜。
4000万颗种子、连续16年的援藏经历、上海郊区的红树林里、一手创立的学科点……这些都是对钟扬的注脚。我们更想追问的是，促成这一切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格力量？
在“知乎”平台上，一位生物学专业的大二学生说，钟扬“做到这个成绩了，已经可以坐在办公室里，指导着手下一批人干活了”，却偏偏是“身居高位，依旧愿意去吃最苦的苦”。
另一位网友评价道，自从一头扎进“青藏高原”，钟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为国家、为未来担负起一份使命，披荆斩棘的领路人。如风所至，皆是国士情怀，和他的身材一样魁梧”。
而钟扬生前自己的解释是：“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显然，个人奉献的背后，是极深的家国情怀。
对于一名知识分子而言，有家国情怀的底色，方能让个人努力显示出独特的质感和厚度；也唯有家国情怀，能够让知识分子超越书斋或实验室那一方天地，而进入更为广阔的历史的天空。
某种程度上这也能解释，为何钟扬不像许多科学家那样埋头实验室，却有点像科学界的“媒体知识分子”——他热衷于同公众打交道，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式推广他的“种子梦”，本质上还是为了唤起社会重视与认同。就跟他屡上高原“吃最苦的苦”一样，归根到底，是家国的责任在驱动。
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又是靠最基础、最坚实的行动支撑起来的。
在知识界，自顾自做些“小题目”只为发文章，全然不管治学的时空价值、社会意义的，是一种极端；用满嘴跑火车的方式空谈“意义”，抑或用华丽辞藻堆砌“意义”的，则是另一种极端。
一种极端上的人，往往争做“聪明人”而绝不做“老实人”，身上难觅“认真做事”的踪迹，却常显“精致的利己主义”。在极端时刻，甚至连爱国与报国——知识分子至为深沉的情怀与理想，也会被个别人拿来当作投机取巧的工具、沽名钓誉的旗号。这种现象虽不算多，但其传递的浮躁之风，却足以损害整个社会的风气。
钟扬拿他的行动告诉世人，真正的爱国与报国，不在说了多少漂亮话，而在做了多少实在事。而这个过程，是没有懒可偷，没有捷径可走，也很可能没有利益可谋的。此时的坚持，正是知识分子的“气节”。
而其身兼的多重身份——科学家、教书匠、共产党员，最终也都落到一个“真”字上来——科研需要顶真，做实验跳不开任何一个步骤；育人需要较真，带学生也不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为人处世更当认真，时刻忠于理想、忠于承诺、忠于职守，这也是忠于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
“我曾经有过许多梦想，那些梦想都在遥远的地方，我独自远航，为了那些梦想。”这是钟扬生前一句颇带诗意的自白。怀念钟扬时，很多人反复援引另一句话：“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善梦”与“做梦”一字之差，其实能读到微妙却又深刻的差别：有梦想当然是基础，但有了梦之后要“筑梦”，更要“逐梦”。“筑梦”意味着将梦想化作理想与目标，使之不再虚无缥缈；“逐梦”则意味着将梦想化作实践与行动，使之从不断接近直至终成现实。无疑，这需要付出艰辛、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我们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钟扬用他的人生作出了回答，亦用他的人生为我们留下了提问。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记住钟扬，也是为了延续钟扬。
这种延续，当然不是让所有人都去做同钟扬一样的事，而在于无论你我是谁、身处何方、所做何事，都可以学着像钟扬那样去做一个“善梦”的人。
我们的梦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有一点不会变：一旦有了梦，便要用最为老实、最为细微、最为绵长的行动来诠释矢志不渝。
这意味着，我们在很多时候必须放下一点小聪明、忘掉捷径；必须抛开一切“精致的利己主义”、绝不投机——这也许是值得每个人从钟扬身上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