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采访他之前，外围采访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数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都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因为钟老师长期在西藏搜集种子，做这个工作的学者非常少见。”一位本科生说。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工作组在今天发的微信文章《沉痛悼念钟扬教授 | 他用一生播种未来，留下令人感动落泪的生命高度》里提及，“钟老师很忙，忙到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的学生兼同事扎西仁次说，钟老师有一个特殊的本领，“非常善于利用时间的碎片”，飞机上，写文章；主席台上，也偷偷写。
钟扬颇执着。他曾经说，虽然互联网十分普及，但他仍十分喜欢写信，“能写信就不写E-mail，能写E-mail就不打电话，常写信的人错别字会少一些”。
一
为什么要采访钟扬？
有位同事看了8月20日钟扬在“一席”的演讲，将链接发给我们，说“写他或许可以写出一种隽永的感觉”。
何为隽永？我们的理解是，一生一心一意做一件事的意义。
钟扬的一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他出生于1964年，15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素有“神童”之誉。当时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去了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后，改读生物系统科学，博士毕业，后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
2000年，钟扬来到上海，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
他给上海的未来献了一份礼——红树林。“深圳的福田有红树林，香港的米埔有，台湾的淡水、日本的冲绳也有，只要稍微热一点的海边都有红树林，为什么上海不能有呢？”
他决定试一试。
“他每个月都要从复旦校园离开，去两个对他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一个是距离邯郸校区80公里远的南汇临港，那里有六年前他和同事们亲手培植的红树林；一个是4000公里外的西藏，在藏北高原和藏南山谷，都有他为了采集种子样本而留下的足迹。”据2015年11月16日的《复旦青年》，钟扬在申请课题的时候，向评委表示，“在上海种红树是为了给上海打造新的名片”。栽种8年之后，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树、老鼠簕这4种红树已经基本适应上海的气候，即使在冬天，不需要大棚也能存活。
这已是植物学上的极大突破。
钟扬希望，很多年后，当人们再在这里拍照时，滩涂上长满茂密繁盛而绵延不绝的红树，那时的上海就可成为真正的“美丽的海滨城市”。
二
为什么钟扬要去西藏采集种子？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他在“一席”演讲中说，“这个种子实际上是应对全球的变化。你猜测一下，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在西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过了。”
2009年，钟扬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西藏大学）。他是援藏干部，曾获“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
钟扬认为，种子的作用是重要的，但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剧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之前，不少种子已经绝迹。他看到很多国外的科学家已在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想法付诸实现，比如被称为“种子方舟”或“末日种子库”的斯瓦尔巴特种子库。
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一共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到全国高等植物物种的18%。即使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他认为也被严重低估了。于是，他去了西藏，一直在收集野生植物资源，坚持了16年，至今。
承载的有趣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渗透进脑海。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或场合，这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也许会与新的思想活动碰撞出火花，并以独特的科学气质展现出来。只有此时，长大的孩子才能真正体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生意境。”
而他自己，好奇心也有父母的引导。他回忆小学二年级时从书中读到了一点电池的知识，立即就将家里手电筒中的大电池倒出来，用铁钉打出小洞，再往洞内灌各种各样能找到的酸性液体。他的母亲是中学化学老师，看到那一堆废电池时，没有责怪他，还将他带到化学实验室去观摩实验课。
他的双胞胎儿子，均以植物命名：云杉和云实。
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他认为，只要有可能都应当用植物给孩子命名，“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很大影响”。
赤忱之心，一目了然。
三
为什么有人说钟扬高调？
他的媒体曝光率确实高，但实际上，他只是十分乐意做科普。
钟扬热衷于青少年科普活动，包括为中小学生举行科普讲座、撰写和翻译科普著作。他还承担上海科技馆和自然博物馆的中英文图文版工作。DNA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DNA博士》等书就是由他的团队翻译成中文。
钟扬在一次访谈中说，他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的心灵。他在给杂志《科学队长》中解释他为什么爱给孩子做科普——
“一个小孩子其实很难靠几本书来准确地了解科学道理。不过，书中那些遥远的故事及其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钟扬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他曾经的学生、西藏大学教师拉琼今天下午告诉我们，钟扬老师今天在鄂尔多斯的民族干部学院做一场讲座，路上遭遇车祸。他原计划于今日回上海、28日去拉萨，往返机票都已买好。
尽管“特稿”栏目约他采访，约了足足十余天，但在采访之前，我们完全不担心钟扬会拒绝。这位复旦大学教授、植物学家，为人宽厚有趣，乐于交流。一位同事对多年前钟扬在上海科技馆的一次讲座记忆犹新，最深刻印象就是他的幽默感。报告之后的提问时间，同事与他聊起身材问题，由于两人都偏胖，他笑着说，“胖子是优胜劣汰进化的胜利者”。他还喜欢看复旦大学的BBS，有时想回复点什么，就只能是“一指禅”。因为他不会五笔打字，拼音又不好，发一个帖子要费很多时间。
然而，我们并没料到他竟有这么忙。
9月13日，在连续打了他2天电话却无人接听后，钟扬终于有了回信。回复爽朗，可每条信息总要等上一两天。或许，除了忙，还因为他去的地方确实常无信号。
更没料到的是，今天之后，我们再也采访不到他了。
四
在我们的采访问题清单上，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
钟扬在今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说，他们实验室曾研究过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到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有人当时问，是否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就会更长寿？钟扬随即道，“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
而这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延长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有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