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官方网站消息，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9月25日上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他曾多次远赴西藏收集各种种子，也曾亲手引进红树林树种，只为给上海添一道真正的“海滨风景线”。钟扬一直说，无论在西藏还是上海，他做的都是同一件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
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在附近培植了十亩红树树苗。 微信公众号“复旦青年” 图
《复旦青年》2015年曾刊发文章介绍钟扬教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今年（2015年——编者注）51岁，他依然每个月都要从复旦校园离开，去两个对他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一个是距离邯郸校区80公里远的南汇临港，那里有六年前他和同事们亲手培植的红树林；一个是4000公里外的西藏，在藏北高原和藏南山谷，都有他为了采集种子样本而留下的足迹。
西藏和上海，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两个典型样本，也贯穿了钟扬近十几年的研究生涯。前者高山纵横，植物多样性排名一直位于全国前三，是钟扬眼中“研究生物的人最该去的地方”。后者恰恰相反，在《科学通报》的一篇有关“中国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的论文中排名倒数；他希望把红树林引种到上海，在不远的将来为这座城市增添一道真正的“海滨风景线”。
钟扬一直说，无论在西藏还是上海，他做的都是同一件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
“为什么上海不能有红树林呢？”
从复旦大学国定路东门开着汽车出发，行车一个半小时可以到达南汇临港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那里种着大大小小的红树。十月的最后一周，天气还有些炎热，泥土松软湿润，通过几根蓝色的水管，抽水机正将海水引进这十亩土地。
在这里，钟扬正和同事经佐琴、博士生王庆彪等人一起，讨论、确定即将开展的红树林扩展计划。
红树林通常是一种热带、亚热带特有的海岸带植物群落。作为世界上生物量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它在改善生态环境和维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一直是植物学教授钟扬特别关注的内容。
在上海的海边种红树，是钟扬二十年前就有的想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工作的钟扬和中山大学的施苏华教授一起合作开展多项关于红树分子进化的研究。为了这些研究，他每年冬天都会去海南、深圳和日本冲绳等地考察红树林，持续了十年。
2000年，钟扬来到上海，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来到上海后，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上海的海滨显得“光秃秃”的呢？即使今天在百度图片中搜索词条“上海”，一大半的还是黄浦江和外滩，其余的也几乎都是老式弄堂和高楼大厦，唯独看不到海滩的照片。
作为屹立东海之滨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很少会被人用“美丽的海滨城市”来描绘。“可能是因为上海的海边，没有美丽的沙滩，也没有茂密的红树林”，钟扬这么说，“深圳的福田有红树林，香港的米埔有，台湾的淡水、日本的冲绳也有，只要稍微热一点的海边都有红树林，为什么上海不能有呢？”
目前中国自然分布的红树林所能达到最北的地方是福建省福鼎（北纬 26°52 ′-27°26 ′）； 人 工 栽种的红树林中，最北的在温州（北纬27°03′-28°36′）。在位于北纬30°40′-31°53′的上海栽种红树，着实是一个科学难题。
但钟扬决定试一试。他在科研论文中查到，上海曾经有过红树林，二十几万年前的化石就是证据。在中科院时，他还了解过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凤眼莲引种到中国并广泛传播的过程，植物自身对环境的强适应性让钟扬相信，红树林能在上海落地生根。
钟扬和他移植的无瓣海桑。
遭遇质疑和天灾
2007年-2015年，钟扬的红树林引种计划，遭遇过无数人的否定，也遭遇过不可抗的天灾。
从2005年开始，钟扬向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的课题，一共申报了三次才获得通过。
钟扬的初次申报没有成功，他不服气，跑去问其他植物学专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持了否定态度，认为在上海种红树林不合适，也根本不可能。“我还没有见过同意的。”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同事们也劝过他放弃。钟扬记得，他刚和一位教授提起这个项目，这位教授就连忙劝说，“不能瞎搞，这个搞不活的。”
否定的声音却没有让钟扬怀疑过自己。“红树都还没有种下去怎么就怀疑呢？只有种失败了才会怀疑。我觉得这个课题可行，接着再报就是了。”
他又连续申报了两年，将全球变暖作为解释红树有可能在上海生存的依据。2007年，这个课题终于被批准通过，并得到了启动资金。
2007年十月底，课题组用卡车从珠海运回了12种红树的幼苗，钟扬又和临港管理部门以及当地的生物开发公司经理谈妥了栽种的地点。两三天后，第一批红树在上海南汇临港生了根。
钟扬不担心否定的声音，却因为自然灾害而产生过犹疑。2008年的冬天，罕见的冰雪冷冻灾害席卷整个中国南方，上海市1月至2月的平均温度比往年同期低2℃。寒冷的天气再加上种植经验的缺乏，在实际的种植中，红树林的生长遭遇了很多难题。
由于红树需要盐分，需从海里引水。在这个尤为寒冷的冬天，放多少水成了个大问题：放多了，担心水太冷、结了冰会将红树冻死；放少了，又担心红树会旱死。
除此之外，出没的野兔时常啃食这批红树。“第一年的时候很痛心，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苗子还被兔子吃了。”钟扬遗憾地说。
第一年，钟扬的红树林遭遇了灭顶之灾，这让他有点儿动摇，但他还是选择继续试验。
2008年，他请来了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钟才荣，不仅得到了一批新的红树的苗子，两人还共同探讨了挽救死亡红树的办法。看到那些死去的红树苗，钟才荣也只能摇头表示，在这里，红树的存活太难了，即使勉强活下来，它们能不能够结种子、能不能繁殖，也根本指望不了。
在第二年，新种的红树全部活了下来，其中，部分秋茄还结了胚轴（种子植物胚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子叶着生点与胚根之间的轴体）。当时，为了防止野兔糟蹋红树叶和红树果，他和同事用网拦住了兔子。钟扬开玩笑地说：“说不定这些兔子觉得红树不好吃，感到很纳闷，然后奔走相告，告诉自己同伴，那些看起来绿油油的植物真不好吃，千万不要来吃。”
更让钟扬惊喜的是，第一年“貌似”死去的红树，竟然又“复活”了。当时他看到那些红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杆子，叶子都掉光了，以为它们都死了，却没想到它们的根仍在生长，仍在吸收着养分。“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现在，在这片试验田里，最高的树苗已经高出地面两米多了，钟扬朝着向往的方向又靠近了一步。
南汇东滩附近的秋茄。
在西藏行路10万公里
“中国的植物在西部更丰富，研究植物的人却大多在东部。”到复旦后的这十几年间，钟扬也一直在东西部之间穿梭。除了栽培红树以丰富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外，保护青藏高原上的植物资源这件事他做得更久：2001年开始，每个月他都要奔赴西藏，少则两三日，多则一个星期。
西藏至少有2000种特有植物，“可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十年前，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雪域高原对于钟扬来说是生物研究的宝库，他的团队在那里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存入了西南地区的国家种质资源库和上海的种质库中。
为了分析西藏特有植物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的生存和发育情况，钟扬和他的研究生扎西次仁一起，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直到将仅存的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媒体曾经为钟扬算过一笔账：仅收集种子样本一项，他一年就至少要收集600个，而且每一个都要收集至少5000颗种子，不同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还不能少于50公里。按此计算，钟扬一年要行走上万公里。15年间，他已走了超过10万公里的路程。钟扬到西藏第一年，头晕、恶心、无力、腹泻都是家常便饭。“高原反应差不多有十七种，每一次我都有那么一两种。”
每次去野外，钟扬都会准备一种必备干粮：死面饼子。“死面不好消化，但正因为不好消化，在野外长途跋涉时才不会总是感觉到饿。” 这种饼没有味道，但他说饥饿就是最好的味精。
前往珠峰大本营时，高速公路到了尽头，他们就走搓板路。没地住宿就睡连藏民也不住的、牦牛皮搭建的帐篷。因为严重缺氧，帐内的煤油灯根本点不亮，加了更易燃的酒精，也只燃了一分钟。每个人盖着三床被子仍然冷得瑟瑟发抖，几乎不能合眼。
后来，他们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峰上收集到很多重要的植物，如令全世界植物学界瞩目的拟南芥。他们采集的药用植物，如香柏和杜鹃，已在复旦大学药学院完成化学分析，被发现含有抗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会的认证。
在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2015“寻找最美教师”大型公益活动中，在西藏15年的跋山涉水让钟扬被评为“特别关注教师”。
“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比起过去，钟扬更乐于和人谈论、畅想看似遥远的未来。20岁那年，从中科大少年班无线电专业毕业，却被分配到植物所做科研，他说“过去的个人兴趣不值一提，只能干一行爱一行”。他的团队收集的四千万颗种子中，预计保存期最长的为400年，“或许几百年后，这些种子会生根、发芽，实现更多人的梦想。”
对于西藏药用植物的抗癌成分，他也有着设想：等这种抗癌成分变成抗癌药物，并且原料植物在西藏得到大面积种植时，或许西藏的经济结构将得到改变，到那时西藏不仅不需要经济援助，还能援助全世界的癌症患者。
红树林在钟扬口中更是他“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可以造福200年后的人。在申请课题的时候，他向评委表示，“在上海种红树是为了给上海打造新的名片。”当被问及上海的红树何时能像海南等地的红树林一样茂盛时，钟扬定下的期限是两百年，这是他最保守的估计，他更希望 50 年就能实现，“毕竟温州的红树引种就只用了30年。”
八年过去了，当初栽种的 12 种红树中，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树、老鼠簕这四种红树已经基本适应了上海的气候，能够正常地生长和繁殖，即使在冬天，它们不需要大棚也能存活。而白骨壤、海杧果、木榄、红海榄等其他八种目前还无法正常生长。虽然现在上海只有四种红树能够正常生长，在钟扬看来已经是植物学上很大的突破。
看到这样的景象，曾经对这片红树林抱悲观态度的那位海南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钟才荣对钟扬称赞不已，并向全国红树林保护区的其他同行进行了介绍。
“看，有了红树林，周围的生物也就多了起来。”钟扬指着一棵秋茄树根旁的蝌蚪和田螺说道，“没有红树的话，这块地就是干的，盐碱都往外泛。”
2015年十月的最后一周，钟扬的身后，堤坝的另一侧，还是一片空荡而广阔的灰黑色滩涂。他希望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再在这里拍照时，滩涂上长满了像他曾经在东南亚等地见过的、茂密繁盛而绵延不绝的红树，那时的上海才能真正被称为“美丽的海滨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