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他独自来到西藏，成为西藏大学一名普通的教授，只为盘点青藏高原的生物资源“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轨迹；
十三年间，他为西藏大学争取到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且连续7年每年争取到一个项目，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出了西藏自治区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
他在开展青藏高原生物资源研究的过程中，帮助建立了西藏大学自己的“地方队”。这支“地方队”如今不仅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而且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钟扬
在世界屋脊盘点植物“家底” ,一年行走3万公里
在过去十几年中，他每年都有150天以上的时间在西藏，剩下的时间还要参加学术交流、参加科普活动，留在上海的时间屈指可数。
2001年，恰逢复旦大学承担了对口支援西藏的工作，钟扬立刻报了名。他说：“研究生物的人当然应该去西藏，青藏高原有2000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上海的生物多样性在全国可是倒数第一啊。”
“去西藏，与其说是支援，不如说是学习。因为对研究生物学的人来说，西藏就是世界的第三极，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钟扬说得坦白，“其实我去西藏不是因为援藏计划，而是因为我对西藏的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感兴趣。等到去了西藏和当地同行共事后，我想，单靠我一个人干也没意思啊，他们本身在西藏，研究生物多样性自有天然的优势，我有责任和他们一起把青藏高原的生物学科建设好。”
要保护和研究西藏地区的植物资源，首先得盘点清楚“家底”，不仅需要野外考察，还必须收集种子。这事听上去简单，可真的做起来就艰难了——每一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而且不同的样本种群，所在地相隔的直线距离不能够少于50公里。仅是野外考察，要收集一个样本就要在高原上至少走50公里路，更不用说很多种子并不是天生就挂在树上等着人去采的。
有一次，钟扬发现了一种和平原上的毛桃完全不同的西藏毛桃。为了收集一个样本，他在高原上想办法釆摘了两麻袋毛桃。可是，面对这些酸涩而坚硬的毛桃，却没有便捷的方法把核弄出来，而若是用机器轧，会损坏毛桃种子的完好度。钟扬只好发动全课题组的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去啃毛桃，5000颗毛桃整整啃了3天，才把核都啃出洗干净。
盘点植物资源，一年中得收集600个这样的样本。如果按照每个样本之间最少50公里的直线距离，那么钟扬在西藏地区野外考察的行程，一年至少3万公里。
钟扬说：“要调查西藏的生物资源得加快速度，因为现在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大，植物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而且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盘点，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没有西藏地区的植物种子。”
在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生态环境孕育了特有的西藏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米左右一直到海拔6000多米，都有植被分布，尤其是海拔3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丛、高山流石滩气候恶劣，但就是这些植被稀疏、盖度小的地方，随处分布的植物不仅可做药物，分布的规律还体现了植物如何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越是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越是有研究的价值。难度在于，对于一个生长于平原地区的人来说，到这些地区去考察，就意味着必须面临更多体能上的挑战。
为了分析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的生存和发育情况，钟扬和他的研究生一起，花了整整3年时间，给每一棵巨柏树进行登记。不少巨柏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山林或者悬崖上，他们苦苦寻觅之后，对不同的野生种群一一进行标记分析，用分子技术分析巨柏的生长和进化情况，直到将全世界仅存的、在西藏的这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这一课题后来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十几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研究有帮助，他都要去。艰险的盘山路上，他多次看到过往的车辆冲出路基，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就躲在山窝子里……5年时光流逝，钟扬这才完全克服了高原反应，还获得了藏族同事给他起的特别名字：钟大胆。
钟扬团队采集香柏 微电影《播种未来》片段
执着野外考察，换来藏族同事信任
刚到西藏大学的钟扬发现，学校的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有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更关键的是，学校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为西藏大学做些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来，到西藏来的科研人员们一拨又一拨，和他们合作的人也是一批又一批，但都是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就走了，没有人留在这里，更没人留下什么合作成果。
他的藏族同事扎西仁次说：“钟扬老师是受到我们评价最高的老师。他当时到了这里，什么都没说，只做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他血压高，身材又胖，到西藏第一年，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头晕、恶心、无力、腹泻，但是从没听他说起过这些。”那时候，钟扬每次都是早晨天刚亮就出发，和同事一起到野外考察，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休息。为了把包里的空间省下来装野生植物采样，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
连续多年，钟扬都是这样和西藏大学的同事一起度过的。2002年，他和朝夕相处的同事琼仁次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果失败了。他安慰琼仁次：“万事开头难，我们明年再申请。”他们一边总结失败的教训，一边继续进行高密度的野外考察。2003年，申报成功，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西藏大学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而钟扬也因此赢得了藏族同事们的信任。
2004年，在结束了一次高海拔地区的野外考察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的琼次仁倒下了，他被诊断出患了肝癌和胃癌。在琼次仁病危的日子里，钟扬还在野外不停地忙碌着。他每次回上海途中，都会专门到成都，把自己打来并封装好的满满一大桶西藏山泉水送到琼次仁的病床前。每次，他都拉着琼次仁的手，讲大家野外考察和研究的进展情况，钟扬式的幽默让琼次仁在笑声中暂时忘去了病痛的折磨。
2005年的一天，这对合作伙伴最后一次见面。“钟老师，我还没和你合作够啊！”琼次仁紧紧地拉着钟扬的手，“我走时，你抬我！”这在藏族礼仪中，是一个藏族汉子所能够给朋友的最深信任了。
扎西次仁是钟扬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2008年，在钟扬的指导下，扎西次仁从复旦大学毕业，成为西藏大学理学院第一个获得植物学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只要在西藏，钟老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扎西次仁说。
有一份钟扬某两天的时间表，让人看着揪心：
5月16日早上5点，从上海家中出发；17点，到西藏大学宿舍；17点至19:45，审阅通讯评审的论文；20:00至22:00，为西藏大学理学院参加一项比赛的本科生做辅导；22:15至24:00，与青年学者讨论野外工作。
5月17日，0:00至4:00，与青年学者讨论、修改学术论文；7:00，从西藏大学出发，奔赴野外。
十几年来，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滚滚流淌的雅鲁藏布江边，到处都留下了钟扬忙碌的身影。不管多么危险，只要能对科研有帮助，钟扬都要去。
艰险的盘山路上，钟扬多次看到过往的车辆冲出路基，掉下悬崖。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
一年，在阿里地区的一次野外考察中，一个学生因缺氧昏倒了。“吸氧，快给他吸氧！”钟扬喊道。半夜里，连续几天极度劳累的钟扬也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当学生挣扎着拔掉氧气管往他鼻孔里插时，他一把抓住学生的手，笑着说：“别动，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快点插回去！”钟扬以自己的幽默方式照顾学生。那一夜，没人知道他是怎么熬过去的。第二天，他又有说有笑地带着学生们出发了。
如今，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已经在高原植物的系统发育分析和分子进化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特色的工作，尤其是对红景天、独一味、西藏巨柏、沙棘和点地梅等具有鲜明高原特色的物种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4项，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10篇。
喜马拉雅山的雪莲——鼠麴雪兔子（摄于珠峰，海拔5800米）
再留西藏10年，拓展生物多样性研究
钟扬研究的是生物多样性，他的学生也有很浓重的民族多样性。在钟扬看来，少数民族学生研究家乡的生物多样性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西藏大学，钟扬的学生几乎全部都是藏族，他认为藏族学生读研究生很有优势。
钟扬考察学生也有一个特别之处：对藏族学生不考察英语，也不看知识面，只看兴趣——喜欢做植物学研究才会招。他认为，在西藏受过正规教育的学生，只要你给他们一段时间，肯定能有好的表现。就这样，他带出了藏族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也带出了哈萨克族的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在钟扬眼里，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达不到的，“因为在当地考察，对地形的熟悉程度，对当地生物分布的熟悉程度，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比外来的学生要强得多。只要给他们适当的学术训练，他们做出成果来是必然的。”
西藏大学理学院的拉琼副教授说起钟扬教授赞不绝口：“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国家项目对我们来说就是‘神话’，和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关系。但是钟扬老师来了这些年，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近‘神话’，还把‘神话’变成了现实。现在我们都觉得，我们不但能做国家项目，而且能做得很好。”拉琼副教授在钟扬的催促和鼓励下，考上了复旦的博士研究生。目前，他已经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第2项正在进行中。
“青藏高原一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青藏高原植物资源及其特殊生态环境的研究兴趣一直有增无减。”钟扬说，“但是在这些研究队伍中，培养出一支西藏地区的地方队显得更重要。”
2011年，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得批准；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获得通过。从2001年到现在，在钟扬的带领下，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已初具规模，拥有了植物学博士生导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而且大多数老师都具备国外学习和研究工作经历。学科梯队也于2010年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培育计划）支持。青年教师们写好的论文、填好的申报表格，钟扬都逐篇修改、逐个把关。2010年，学院有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批准。2011年，热情高涨的老师们又申报了9项。
“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我至少还要再在这里留10年，把西藏生物多样性研究推向世界。”钟扬说。其实，钟扬以前设定的目标是：西藏大学的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我就不离开西藏。“眼看这个博士点就要批下来了，看来我得有更高的目标才能在这里再待10年。”
善于“断点续传”，利用时间碎片工作
钟扬很忙，忙到每天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他的学生兼同事扎西仁次告诉记者：“因为忙，钟老师有一个特殊的本领，非常善于利用时间的碎片。”钟扬自己也说：“我很喜欢利用‘废’时间。跟朋友约会早到了5分钟，我就一定要干一件事，这样就不会冒火，甚至会觉得朋友怎么不再晚来一点呢？我能在飞机上写文章，坐在主席台上也偷偷写。我写100字的东西，如果写到50字必须去干另一件事，我就停到这里，干完回来从第51个字接着写。这和生物信息学原理一样。基因组太长，不是没法整个儿一下子测出来吗？就用鸟枪法（shotgun)打断，一段段测，再用信息学方法拼接。这个原理在上传大文件时也会用，叫‘断点续传’。有时候晚上睡觉时间少，我就常常在出租车上抓紧时间睡一觉，哪怕5分钟也好。”
钟扬现在已经克服了高原反应，但是回到上海却经常会有“低原反应”，从高海拔地区到低海拔的地方，人常常会瞌睡。有一次回上海，钟扬和学生讨论问题，讨论完了，钟扬顺带说到学生的实验中有一处做得不对，说着说着，突然没声音了，低头在听批评的学生抬头一看——他居然睡着了。
显微镜下的种子
做个科普达人，从科学中提取快乐
如今，科研工作占据了钟扬大部分精力，他却坚持写作科普文章。“我很乐意去电视台作科普宣传节目，或者给报纸杂志写些科普小文章。现在许多植物都濒临灭绝了，人们还叫不出它的名字，真的是很遗憾。”
钟扬还乐于给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他主讲的“生态人类学”和“生物信息学”，总是人气爆棚。曾有一位经济学院的同学在BBS上发帖说，“钟扬老师的课总要提前占座，他讲的科普小故事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精彩。”每年钟扬还要去复旦二附中和江西南昌铁路中学给中学生们上“生物课”，钟扬总是乐此不疲，“现在的学生太忙，都没时间出去看看，就让我带他们参观神奇的植物王国吧。”
他的课不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在复旦大学，都是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如果是开讲座，学生不早早地去抢位置，只能站到教室外三层人墙以外的地方去听。哪怕是在西藏大学，汉语不够流利的藏族学生也特别爱听钟老师的课，因为钟老师的宗旨是：“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销量一直位于科普类书籍前列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就是钟扬翻译的。关于科普，钟扬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是：“科普毕竟姓‘科’，写科普的人科学素养要高。如果你很久不在科学一线工作，思想就脱离主流了。现在，一流的科学家一般不写科普文章，许多写的人科学思想又比较老旧；第二，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你的文学素养也要高。现在好多科学家写科普文章太直白。我大学的时候写诗，感觉一个月15元的助学金不够了，就写首诗去发表，一首两块钱。写得好一点有十块钱，可以请三个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写科普也得要创新，这跟搞科研一模一样。”
钟扬说做成功一件事可能只需要1万个小时。他在中科大少年班学无线电时，后来却成为武汉植物研究所的教授。他说，“我算过，自己在中科大确实花了1万个小时在学习，这与成绩高低无关，你付出的时间必定在将来有所收获。”
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呢？钟扬给出的答案是15年。“我在武汉植物园待了15年，现在的孩子一听15年就摇头。其实，很多研究生听几年音乐，复习几年外语，学几年计算机，再搞几年金融，合起来也是15年，却一事无成。假如你专注于一件事，15年也许就成某个领域的专家了。”
钟扬的随身听里是请藏族学生录的藏语听力教材。他说，“很多人30多岁就不学习了，反而逼着自己的孩子学这学那。我要一直保持热爱学习状态，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是可以用藏语是表达尊重的最好方式。现在我已经能听懂四分之一了！”
钟扬作为长江学者在西藏大学工作，这在正教授中很少见，高原生活遇到的种种困难也只有自己知晓。“刚到西藏的时候，我用了整整5年来克服高原反应。后来体检时发现高原环境还是对心肺功能造成了损伤。”现在每年钟扬还是要去藏大工作150天以上，而他已经做到当天到拉萨就开展工作了。
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虬劲。他说“西藏是中组部派我去的，也是我自愿的。援藏不仅是奉献，更多的是学习与收获。西藏丰富的生物性资源对于复旦和藏大的研究者将是一种双赢。”打开西藏大学的网站主页，映入眼帘的便是“钟扬教授率领的‘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与分子进化’团队被确定为教育部创新团队”的醒目标题，这是西藏大学获得的第一个生物学创新团队培育项目。有人问钟扬还要在西藏待多久，他坚定地说，“不拿到藏大的植物学博士点我绝不离开。”
谈到未来在复旦和藏大的工作，钟扬说他有一个梦想：想通过自己领导的团队，将复旦和藏大的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推向世界。他说，“想在藏大申请一个生物学博士点或许没有那么难，但是要将这项研究推向国际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毕竟我们国内学者拥有青藏高原生物研究的先天优势，我相信这个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