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7日晚,第6期RICE-CCES“中国大问题”讲堂“减速与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大金报告厅如期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吴建峰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讲,点评嘉宾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和副主任寇宗来教授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学生、复旦大学校友及众多社会人士参加了此次活动。
张军教授采用“条件收敛假说”这一分析框架来分析经济增长和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条件收敛”是指,人均产出离开稳态(Steady State)越远,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TFP水平与其长期水平值的差距就越大,通过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技术模仿与扩散实现追赶的机会越大,从而向稳态水平值的收敛速度越快。张军教授指出如果将美国经济视为稳态,依据“条件收敛假说”则一国的经济增速和该国人均产值与美国人均产值的差距是正相关的,即收入差距越大则经济增速越快。
张军教授对韩国和日本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两国都经历过经济增速由高到低的过程,尤其是日本近20年基本处于停滞阶段。韩国和日本经济增速的下降,也伴随着同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所以这种增速下滑是正常的。但两国到目前为止仍未收敛到美国人均收入水平,张军教授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它们经济结构中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长期不平衡,又遭遇到外部冲击特别是需求冲击的结果。
回到中国经济,张军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用“条件收敛假说”是可以解释的。过去几十年,中国和美国在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及TFP上的差距逐步缩小,相应的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也有所下滑。张军教授指出如果美国经济是我们要收敛的水平,那么两国间的差距仍然很大,截止2015年中国人均产出仅为美国的1/4,这反映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很大潜力。
张军教授认为同日本和韩国相似,中国将过多劳动力和资源配置到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对应内需的非贸易部门没有得到很好发展,同时服务业占比过低,造成经济结构扭曲,外部冲击容易被放大。但中国是比韩国、日本具有更大国内需求的经济体,如果我们能够吸取日本和韩国的教训,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结构不平衡,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仍是乐观的。中国经济目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政府应以某些主导产业为突破口激活上下游产业链,对宏观经济形成托底。这有利于稳定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从而为结构性调整创造条件。
在随后的点评环节,陈钊教授认为中国当前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如果采取合适的政策这种差异也会带来一些发展机会。我国可以让东部地区继续充当发展的领头羊,持续保持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形成一个梯队,增加发展动力。但是现行的很多政策限制了东部地区集聚效应的发挥,例如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限制土地供应及户籍制度等,政府应当加以改革。此外,西部地区的发展政策也存在不足,西部地区大量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问题。
寇宗来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快速融入到世界分工是造成目前我们内需外需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济还存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国企凭借垄断地位获取了很多不合理的利润,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此外,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也存在问题,收入差距大使得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低。最后,寇宗来教授提出我们需要通过放松管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姚树洁教授补充道,资本的逐利性决定其会向回报率高的地方流动,向比较弱势的地方投资,我国内部差异大也就决定了我国经济仍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地区之间的内生需求、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及人口规模优势等都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与会嘉宾和听众还就韩国和日本经济下滑的内部原因、印度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上海是否应大力发展制造业以平衡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比例及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等问题,同张军教授进行了精彩的互动。
综合主讲和嘉宾们的观点,我们对本次“中国大问题”讲堂总结如下:中国人均产值只有美国的1/4,依据“条件收敛假说”我们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同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属于正常现象。当前政府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托底,在预期稳定的环境中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避免将来可能的外部冲击对经济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政府应当对现行的土地政策和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增强东部地区发展动力进而带动中西部的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放松政府管制来提高来提高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