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进行审判。受当时诸多因素影响，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企图篡改历史，否认战争罪行。
近日，5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以下简称《证据文献集成》）及3卷《索引、附录》正式出版。《证据文献集成》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所犯下的种种残虐罪行的呈堂铁证，也是东京审判庭审证据首次完整出版。
共收录证据4169条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证据文献集成》及《索引、附录》是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的第二期成果，也是中外历史学界、法学界、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献资料。
《证据文献集成》包括检方和辩方提交且被法庭采纳的证据，即法庭证据，每份证据均有英文、日文两种语言。此次出版为日文版，共收录证据4169条，按法庭证据的编号顺序排列。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告诉记者，长期以来，人们对东京审判的了解多停留在性质定义上，对法庭所采纳的证据了解并不充分，这对还原历史真相十分不利。长期以来，国内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相当薄弱，重要原因就是东京审判的核心文献尚未系统整理出版。
《证据文献集成》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和日本国士馆大学所藏东京审判文献中的证据部分，相互编纂补齐。同时，还配套编制了《索引、附录》，包含人名、地名、事件名等全文索引及相应的中日、英日对照表。与已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相比，《证据文献集成》既有交叉又有补充，共同构成系统的法庭审判文献。
包含日本政府未及时销毁的秘密档案
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由中国法官梅汝璈、首席检察官向哲濬、首席顾问倪征燠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不畏艰苦、不辱使命，为审判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审判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曾带回两箱档案文件，遗憾的是，这些档案已全部散失。
1961年，梅汝璈专门撰文呼吁系统整理日军侵略暴行资料，并着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梅汝璈之女梅小侃得知证据文献出版后十分激动，她对记者说：“虽然儿时听说父亲是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法官’，但后来才渐渐体会到他背负的责任和付出的努力。父亲非常担心这段重要历史就这样灰飞烟灭，所以开始搜集资料并记录他亲身经历的东京审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留下半部残稿。”
这些法庭证据中，有相当一部分系被美军缴获的日本政府未及时销毁的秘密档案，还包括红十字会或其会员团体的报告书、个别人员的报告，以及与案件有关的私人日记摘录、信札和其他私人文件等。它们不仅是研究东京审判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也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相关证据的集中呈现。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表示，目前他们已征集到远东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和法庭证据、国际检察局询问记录等有关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行为证据2000多卷，《国际检察局询问记录》也将于今年出版。
重视研究成果的通俗化
由于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清算的不彻底性，日本右翼势力始终不肯承认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事实，对中日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厘清东京审判及其所承载的意义，不仅有利于推动日本正视历史，对于中日关系的长久发展也意味深远。
“为了未来的和平与发展，我们必须反思人类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担忧地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世界大战，然而现在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段历史？东京审判相关内容在历史教育中的缺席，为历史学研究者和教育者敲响了警钟。推进东京审判研究，不仅需要学者们投身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专题研究，也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历史教育内容，唤起年轻一代的关注与思考。
面对东京审判，“中国学界不能仅以正义审判泛泛而谈，必须对审判和由审判引起的争议进行深入研究。”程兆奇认为，当务之急是使东京审判研究真正学术化。
受访学者同时表示，学界应当对撰写东京审判的通俗著作加以重视，使研究成果通俗化，让更多的普通人深刻了解东京审判及其背后的意义，使铭记历史、珍惜和平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