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强调学问二字。学指的是学术，包括文献整理、考据、运用。问指的是思想，强调问题意识、思想线索和观念创新。学术和思想的不同是关注点的不同，然而在学术界因为不同的偏重，而有了“提出思想创见”重要还是“诠释经典文本”重要的争论，甚至造成双方的相互攻讦和势不两立。除去个人意气之争、门户之见外，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思想和文本的关系呢？
学术要求文献整理、考据，这里文献是全部关注对象。但是，这些文献是在解释中进入学者的视野的，解释是思想的一部分。因此，学术需要思想，不存在一种没有思想的学术。另外，思想中的问题意识、思路追溯和观念创新都来自于文本。思想是在语言中进行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在读书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一个不读书的人凭空不可能思想。思想的深度和方向都和思想者的读书直接相关。学术需要思想，思想需要学术，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过，两者的关注点并不相同。当一个人强调学术时，他的注意力在于文献本身；而一个人追逐思想时，他的注意力在于问题、论证和观念。
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要学术还是要思想，它们其实是相互依赖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本这个东西。“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这两种说法表达了两种文本处理方式。“六经注我”是把文本当作工具，认为文本是一种中性存在，可以用来帮助我表达思想。“我注六经”则是把文本当作目的，预设了文本的本义，并追求揭示这个文本本义。
分析起来，“六经注我”这种处理方式忽略了文本的主体性。人们往往以为文本（语言）不过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是一种被动的存在。在这里，思想是一种独立的我行我素的活动，可以借助于文本也可以不借助文本而天马行空。然而，脱离语言的思想是一个无，任何文本都内含思想。当学者使用六经的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他就解释了这些字句，从而成了一种关于六经的解释。这是一种文本解释，并非是一种脱离文本的思想。
同样，“我注六经”这种处理方式在预设文本的本义时，未能认识到，文本是需要被阅读和解释的，没有被阅读和解释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本义预设是一种有害的预设。文本读者和解释者在这种预设中把自己的阅读和解释当作是文本的本义，从而不允许其他相异的文本解释，取消了其他文本阅读和解释的可能性。
文本具有一种语言主体性。首先，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它就是一种思想活动，而不是中性的、可以随意解释的工具性存在。实际上，当我们在阅读中随意解释文本时，很快就会感受到它的抗拒，陷入自相矛盾的解释困境。其次，文本是在阅读中成为文本的。它不是与读者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存在。一本没有人去阅读的书，它不过是废纸一堆，不能成为文本。因此，预设它的本义无助于我们的阅读和理解。
应该如何面对文本呢？我们应该和文本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在阅读中，我们要尊重文本的主体性，而不是在本义预设中把它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就像人和人在交谈中彼此尊重对方那样，一方在聆听对方的话语时会形成某种理解，并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理解。理解会出现共鸣或误解，一旦出现误解，被误解的一方就会加以澄清，引导双方进入对话。我们面对文本时也是这样，在阅读中形成某种理解，并把这种理解呈现于文本，要求文本进行回答。随着阅读深入，文本就会对我们的理解产生反应。如果是共鸣，我们的阅读将舒畅地进行；如果是误解，文本就会阻拦我们的阅读，要求我们放弃原有理解并重新理解。这样，阅读实际上是和文本建立互动关系的阅读，并形成一种能够前后一致地解释文本的理解。我想，在这种关于文本的处理中，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阅读，进入真正的学问。
学者在某种思想（观念或理解）中处理文本；同时，他们的思想也在文本阅读和制约中形成。就这个互动过程的结果来看，两者逐渐走向切合。权威思想便是切合的结果。因此，权威思想拥有强大的文本支持。然而，在社会问题突出和外来文化引进这两种情况下，思想与文本之间的张力会重新表面化。思想归根到底是要解释社会问题的。当现有思想体系无法有效解释社会问题时，人们就会去寻找一种能够处理当下社会问题的新思想。另外一种做法是，新思想的支持者创造新文本。不过，在新思想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关于经典文本的解释之前，这个新思想就无法得到经典文本的支持，从而无法充分地发挥其社会影响力。当前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分裂状态。研究传统的思想家无法有效地处理从西文翻译过来的文本；而西方思想支持者也无法有效地解释传统经典。两种思想的对立归根到底是文本诠释问题。
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目前所陷入的困境，归根到底是源于思想和文本之间的张力未能趋向切合，反而裂隙不断扩大。思想是通过文本说话的，不同思想之间需要通过文本诠释才能建立其纽带，走向切合。
（作者系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