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内科学》已走过60 多年的历程。60 多年来，该书已再版14 次，目前正筹备第15 版，字数由首版的50余万字增至今日的680万字，销售量近170万册，这在中国临床医学参考书的出版史中是没有先例的。相信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院史中，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52 年林兆耆教授的首版开始，迄今主编已换了4茬，上医几代人为巨著付出了难以言表的艰辛。在中国，为何在临床医学参考书中，唯有《实用内科学》能走得这么远，而且还在不停地向前？究其原因，依笔者浅见，只能用“上医精神”来解释。
要阐明上医精神，可不是件易事，笔者试着了解哈佛的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哈佛图书馆墙上的训言是我们了解哈佛的窗口，可供领悟哈佛精神。这20条训言来自哈佛的图书馆，出入于此的哈佛学子都能以此为戒，力求上进。训言简练而又不失幽默。例如：“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天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现在流的口水，将成为明天的眼泪”、“今天不走，明天要跑”……这些训言都在提醒读者要抓紧当下的时间，不能虚度光阴。但他们也告诉学子要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比如，有的训言说要像“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有的训言还能让人产生向上的动力，“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个人认为哈佛精神更多强调的是个人奋斗，当然，许多个人的成功自然也带动学校乃至国家的兴旺。
我想上医精神的内涵中，校训应是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医学院成立于1927年，7年后的1934年，创始人颜福庆把校训定为“正谊”、“明道”，此乃源自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古时的谊和义同义，冯友兰认为“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在校训的影响下，上医人均不为外来之利所诱，安心在学院之内潜心教书育人，救死扶伤，埋头研究，并着书立著，力谋公利，造福人民。长期以来这所学校又以严谨、求实的精神而闻名于世，所以严谨、求实又成为新校训和上医精神的一部分。
以颜福庆教授为首的上海医学院开创者，他们也是上医精神的开拓者，祟高精神必然会造就顶级的学术氛围, 众学者的学术造诣在该氛围中又逐年得到升华，使他们的学术地位得以达到顶峰，使上医在1950年代能进入鼎盛的时期。这所学院云集了16位一级教授，在全国高校中，这个数字仅次于北京大学，超过清华而雄居第二。上海医学院创造了国产人工心肺机等许多项中国第一，从上医走出的49位院士中，不少＂第一＂就是由他们创造的。
《实用內科学》无疑是上医的又一宝贵财富，60多年来，中国几代医生读着这部巨著逐年成长，这本书对中国医学界的影响，其时间跨度之长，影响度之深，受益面之广，在中国临床医学参考书的出版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暴风骤雨中奉献
上世纪50年代是个多事之秋，《实用内科学》就诞生在这个年代。第1版的作者仅22人，其中含4位一级教授，其他18位都是国内的名专家。从50年代起，暴风骤雨不断，而他们的奉献精神却不减。让我们先回顾几个时间节点，然后简述之。
1957年12月，该书第4版问世，1959年出第5版，14年后的1973年又重现，出了第6版。众所周知，1957年对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当年戴自英教授正忙于参加邱财康的抢救，这是一次全市的大会战，旷日持久，参与者均无暇过问世事，要不然，绝对过不了这一关，他事后如是说。而其他专家则个个都小心翼翼，全部“安全着陆”，并完成本书的大规模修订。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为时虽不长，但最顶尖的专家却难逃一劫。就是这一版，《实用内科学》的字数首次突破百万，达126万。
1973年正处于大革命的中期，我们的专家就不像前两次那么幸运了。除少数人，大多被卷入革命洪流。在革命大潮中，医学界和其他学术界一样，万马齐喑。作为临床医学共同基础的内科学，也有多年不见新书问世了，但这一时期，全世界都进入新的技术革命时代，科技的进步大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据戴自英教授回忆，1971年的某日，不知来自何方的指令，让林兆耆、戴自英等数人，在金问涛教授的带领下赴京。金教授是少数几位在大革命中幸免的专家之一，到京后，他们入住人民卫生出版社招待所，并被告知，他们的任务是编好第6版《实用内科学》。戴教授赴京前还在华山医院3号楼扫厕所，和戴教授相似，他们都从倍受尊重的学术权威，突然变成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天天等着聆听革命训词的反动权威，今日又成为权威书籍的作者。这又不得不提到《实用内科学》的权威性，其它临床参考书都没有那么幸运，专家们得不到如此的青睐，继续在牛棚待着。
但是这些赴京专家们的经历犹如今日之过山车，急速垂直下降，又超速上升，过山车不是每个人都敢坐，而上述的精神层面过山车，则考验着他们的坚定信念和意志力，同样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过的。再者，住了几年牛棚，扫了几年厕所，文献对他们来说，已变得那么陌生，这时要他们总复习世界多年来的进展，用民间的话来说，这需要恶补的，他们做到了，并将之写入新版书中。第6版《实用内科学》终于在1973年得以出版，字数达202万字，在大革命的交响声中，这本书像是一个不太和谐的小音符，但他的出版毕竟是民心所向和医者所盼吧。全书没有主编、编委和作者的名字，毛主席语录有厚厚的十多页，俨然像一套革命的大书。
1976年四季度，狂飙了10年之久的暴风骤雨终于渐止，在亿万民众欢唱饮酒歌，载歌载舞欢庆之时，医学界正筹划着巨著的编纂。原卫生部长钱信忠领导策划《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编写，总字数达数千万。上医也把第7版《实用内科学》的编写提到了议事日程。与上述不同的是，全书由林兆耆和戴自英两位教授共同领銜，此版的作者已达200余，稿件的组织就需要化大力气，那么多作者写出的文稿，大多只能算半成品，要将之变成合格的成品，必需对稿件进行总审，此乃需远离喧嚣的大城市，找个僻静之处，潜心改稿、定稿，但这必需有财力的支撑。主编们念及大革命后中国经济已濒于崩溃，国力有限，而学校的财务则处于捉襟见肘之困境，戴自英教授和有关方面谈判，取得在庐山居住2个月的机会，条件是为省领导做保健咨询。除了夏日的凉爽之外，庐山的生活条件是很差的。陈灏珠教授在山上有感而发，曾赋诗一首，题为“苦中乐”，其中即有“餐中常无肉”一句。但大家在苦中作乐，又以写书为乐，艰辛而又快乐地完成总审。1979年9月，总审队伍下山。1981年，第7版问世，首次以上下二册的形式和读者见面。
1984年，第8版进入总审，这次乃改用办专业学习班的形式，在远离上海的江苏准阴，各路专家举办不同专业的培训班，所收取的学费全部用来支付3个月的食和住。第8版于1986年出版。
从暴风骤雨的10年到雨停风止的又10年，我们这些专家可以毫无愧疚地告慰先贤，他们忠实地遵守校训，做到正谊、明道、谋公利，以著书的方式来惠及数以百万计的医生，让他们能更好地为千万病人服务。在大革命的10年，每个人都置个人的遭遇于度外，杰出地完成第4、5、6版的大规模修订。而风止后的10年，未向领导要过1分钱，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完成两次更大规模的再版。为了传承上医的传世巨著，在这些可敬的老师们肩上，承载着过于沉重的负担，我们后人会永远敬重他们。
在正视现实中奉献
第14版《实用内科学》的作者多达331位，来自11所医院、学院及研究所，全是副高级职称上的专家，他们生活和工作在大社会之中，现实生活对作者的影响乃无处不在。
那么我们必需正视的现实是什么呢？以上海为例，上海的各家医院和全国一样，都在“以药养医”，笔者十分赞同校友戴克戎院士的观点，“以药养医”是我们医务界长期吞食的苦果。现代医学中，几乎每个专科都身怀绝技，或掌握科技含量极高的技术用于诊断或治疗，例如我们的内、外科医生都有办法进入心脏，用高科技手段来換“零件”，或应用新材料来疏通血管，挽救生命；神经外科医生在导航技术的引导下，可顺利而精准地切除病灶。其他专科的技术就不一一例举了。但这些技术养不活医院，一定得靠卖药，而药的利润就那么一点，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最先由外科医生开头，在周末的休息时间走出岗位，帮助下一级医院开展手术，挣取“合法”收入。随后，内科系统的医生跟上，依条件之异而行不同之道，有的是飞至数千里之外去主持一场商业性学术活动，拿些主持费，有的则风尘扑扑跨越数省去讲课或解读指南，挣讲课费，剩下的人只能去听课，领点车马费以补帖家用，还有不少专科医生则周末受聘于民营医院。殊不知，以上这些也属于苦果，因为周末是让医生好好休息，以饱满的精神去迎接下周的新挑战，并学习日新月异的医学新技术的。哈佛的训诫就有一条，劝人在业余时间要“像绅士一样玩”。但我们不得不带着积累了一周的疲累，再上征途，饱受繁忙。可是，太忙意味着什么？中国古人造字就告诉我们，忙就是“心亡”。因众所周知的因素，人们顾不了那么多，继续吞苦果。这种现状无疑会直接影响《实用内科学》的撰写。尽管如此，自1993年第9版《实用内科学》起，仍每隔4年进行大规模修订再版。1997年、 2001年、2005年、2009年 和 2013年分别再版6次，此乃开创了《实用内科学》的新篇章。我们能每4年用世界新进展来充实这本书，《Cecil 内科学》也是每4年一版，都早我们1年，也供我们借鉴。20多年如1日，除第14版获得重大支持之外，其他5个版次的修订，连自己也记不清共战胜了多少困难，又是如何渡过的。我们需要战胜的困难, 就是上述的实实在在的现实。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笔者想，我们的笔墨应更多地介绍我们的先贤，就如前一部分一样。
从前段的介绍可见，一些先贤，都是终生以上医的精神为行为准则，但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也许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用上医精神来激励所有作者，但却难以要求所有作者都能自觉地以校训鞭策自己的一生。
2014年12月13日，国际临床科室管理年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协和医大出版社社长袁钟教授的一番话，笔者也十分赞同。
笔者因工作关系曾6次赴新疆，当地的医生多次告诉我，在维吾尔族中是没有“医闹”的。对此，我长期不得其解，但袁教授的讲话让我顿悟，原来维族人认为，人死之后，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天堂，一般都需要经过讨论和批准才行，但医生和教师例外，可以直升天堂。这是人们的一种愿望，表示对医生的尊重。
国门已开启，人们早己感悟到，世人的观念和维族人相似，但有一点必需澄清，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向来没有人因做医生而入围的，医学不是创造富豪的职业。但因人世间最为宝贵的是生命，而医生又是生命的守护神，尽管医生不能成为富豪，但从事这个职业者从来不差钱，有尊严。
但是这种尊严在近20至30 年中不断地受到冲击，文前所说的苦果，除了卖药之外，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尝其他品种的苦果，并从中获益的。于是他们就把双眼紧盯着患者的钱袋，按钟教授的说法，这样做，患者会恨死你的！
双眼紧盯钱袋的后果是，一桩桩令医务界难堪的事件被曝光，医患矛盾的形成有它的社会背景和人文条件，而上述“恨死你”的情结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作为《实用内科学》 组织者之一，我十分关心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因为这些都会影响这部巨著质量的高低，乃至于成败 。如何改变这个环境？ 百姓的意见只能治标，如一位归产科院士要求科里医生每周读一本医学以外的书（应是人文方面），笔者十分赞同，只怕难做到。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坚信，《实用内科学》会和正谊明道一同永存！20多年来，《实用内科学》在新的困难中开启了新篇章，又向前推进了6版，这就是我坚信的原由，而这种成功又源于还有一批人，一批忠实于上医精神的人在支撑，在守护，不断地完善我们母校的传世巨著。再者，我相信中华民族有足够的智慧解决治本的问题。
（作者系华山医院感染科著名教授，第15版《实用内科学》常务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