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讯 30多个行动研究项目，为5万多个孩子发放200多万粒维生素片，为6万多名儿童检测贫血状况，为8000多名孩子配发眼镜，为4000多名儿童检测肠道寄生虫，为50多所小学配备近1300台电脑，发放1000多份从初中到大学的助学金……这是张林秀领衔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成立6年来交出的成绩单，而她所做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张林秀，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创新基地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不久前，张林秀因她在基于城乡和区域协调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服务研究领域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获评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多年来，张林秀和她的团队深入中国农村，长期致力于从事贫困与农村发展研究。她通过大量的一手调查数据及宏观数据分析，并结合农村公共投资、社区治理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市场的发展及其作用机理，为农村政府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她采用随机干预试验方法（RCTs），在农村教育和儿童健康发展等领域开展了干预行动和规范、科学的评估研究，为推进农村教育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培育做出了贡献，并因此获得了2014年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随机干预试验产生政策影响
张林秀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忙人”。
11月1日上午9点，周六的北京城刚从睡梦中醒来时，张林秀已经在办公室埋首工作。远在甘肃陇南的调研小组与地方对接时出了些问题，她必须尽快协调好，免得那几位同事在雪天不知所往。在那之前的十几天里，她连轴转似地出差、开会，几乎没有闲暇。
从最初时研究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就业，到非农就业和土地利用形式转变之间的关联，再到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投资的效率，张林秀研究的核心重点始终是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消除贫困。
2005年，张林秀的团队曾对全国5省25个县100个村的2000户农民做过一项调查，问他们如道路、灌溉、饮用水、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跟5年前相比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调查结果是，其它方面普遍回答变好了；唯独教育一块，褒贬不一。张林秀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问题，着手开展研究，“越做越深、越做越觉得这是值得研究的领域”。现在，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占据了她近80%的研究精力。
“（教育、人力资本与消除贫困）虽然是长路径，但都会慢慢联系起来。”张林秀是在中国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确定研究议题的。她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随着中国劳资成本的提高和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产业链转移是必然趋势。非熟练工种逐渐退出，低学历的年轻人该如何被就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没有好的身体素质，又该如何胜任工作？“这不仅是如何培养未来劳动力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以后这些农村来的年轻人能不能被就业的问题，这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事，处理不好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大冲击。”
在张林秀看来，中国素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近几年政府在教育领域确实投入了很多资源，但是对贫困地区的关注和倾斜力度还远远不够。
“我小时候上学条件很艰苦，小学就是在旧庙里上课，每个人还要自带小凳子。尽管如此，我依然可以说，从小学到初中，只要想上学就一定能上。但现在不行了，富人和穷人选择学校的路径完全两样。教育资源获取差距越来越大，意味着教育产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是我不想看到的。”张林秀的团队近期对河南开封附近县城和农村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做了一项数学标准考试，结果显示，越到高年级城乡成绩差距越大。她意识到，采取措施将城乡教育质量拉到平衡就已经是巨大的挑战，但这是必须接受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未来社会代际间贫困转移的概率。
不仅如此，在一些贫困地区，恶劣的营养、健康和卫生状况已严重影响到了儿童的学习效率和成绩。张林秀团队调研发现，陕西部分贫困地区儿童的贫血率达到40%；贵州部分贫困地区在校学生肠道寄生虫感染的比例达到了40%；陕西和甘肃部分贫困地区四、五年级学生的近视率分别为21%和27%，但超过80%的近视学生没有验配眼镜；在婴幼儿保育方面，陕西部分贫困地区比例高达50%的婴幼儿可能存在营养不良问题，21%的婴幼儿智力发育不良，33%的婴幼儿运动能力发育迟滞……
这些数字在张林秀看来“触目惊心”，她所希望做的，就是以干预试验和行动研究来寻找并证明，国家、社会可以用一些简单有效的措施来扭转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的局面。“现在国家发展太快，政府更多地关注宏观层面上的事情，还来不及重视这些。所以我们要通过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寻找出有效的方案给政府以提醒，告诉他们采取哪些措施会更有效。”
2008年，张林秀和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Scott Rozelle教授一起建立了旨在缩小农村教育差距、触及农村贫困家庭生活的政策影响评估团队——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科技部国际合作进步奖、中科院国际合作奖、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得者Scott Rozelle（罗思高）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中国问题，90年代初已开始与中科院合作研究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张林秀和Scott Rozelle教授始终认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和中国高素质劳动力的成长根本上必须依靠教育。越来越强的危机感促使他们暂时搁置其它的研究兴趣，首先致力于从营养与健康、信息技术、中高等教育机会等方面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改善教育条件。
据张林秀介绍，截至目前，REAP已经开展了30多个行动研究项目，走遍了西部个省（自治区）的1200多所学校，为6万多名儿童检测了贫血状况，为5万多个孩子发放了200多万粒维生素片，为近3万个学生做了视力筛查并为8000多名孩子配发了眼镜，为1000多名婴幼儿发放了营养包，为4000多名儿童检测了肠道寄生虫，为50多所小学配备了近1300台电脑，发放了1000多份从初中到大学的助学金。
然而，这些数字对张林秀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成果。张林秀的“野心”不仅在于帮助这些地区的贫困孩子，而在于帮助全国范围内的680个国家级贫困县近3000万贫困学生和儿童。她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基于实证检验的政策建议。
与NGO或慈善机构不同，REAP是一个行动研究项目，从提出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到进行基线调查、设置对照组、随机干预试验，再到评估试验结果，所有的干预活动都基于严谨的实验经济学方法，这是作为成果的政策研究简报得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基础。
采访中，张林秀向记者展示了两本厚厚的政策研究简报。这些简报才是张林秀最引以为豪的成果，也是Scott Rozelle教授最欣赏张林秀的地方。“她不仅在科研方面很有影响力，还将研究结果转化成有政策影响的东西，会写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政策简报送给各个县、省甚至是高层，分享我们的研究发现能怎样帮助中国做得更好，非常少有学者能做到这点。”Scott Rozelle教授如是说。
2008年至2013年的5年间，共有19份政策简报（包括约稿）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批示、7份地方性的政策简报获得当地的支持和采用。张林秀说，“我们的研究，只要做得有理有据，基本都能被采纳、批示。”如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就有张林秀团队的一份功劳。除此之外，她领衔的视力保护、微量元素补充等干预项目，最终都落实在了政策文件里。
从实施干预实验到形成政策建议，少则几个月，长则三到五年，团队需要不断地进行干预、佐证和评估，“我们是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的目的是推动政策来变。我们所有干预的前提，就是要简单。干预实验证明有效以后，我们制定详细的操作手册，政府一声令下，下面的人不用专家去辅导就能保证政策实施。所以，不能有模棱两可的结果，全部都要以事实为佐证，而且保证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成立6年来，REAP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团队规模也不断扩大。目前，REAP的核心成员约有50人，其余的工作组团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宁夏大学、兰州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等等，整个团队吸纳了上百位来自多个高校、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生。同时，REAP在斯坦福大学的合作团队，为项目展开提供了学术前沿、跨国融资等多方面的资源和支持。“这些工作团队都是做项目的过程中慢慢培养起来的，跟调研所在地区或所涉专业比较契合，不同团队起不同作用，都是优势互补的过程。”
尽管如此，人手紧缺依然是REAP的瓶颈问题，原因在于系统掌握随机干预试验方法的人少之又少。“我们不可能复制自己，只能培养更多人。”为此，张林秀参与牵头，在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旨在通过新型学科化发展的道路，吸纳更多学者、社会团体和政府加入到改善农村教育条件和提升人力资本的工作中来，各尽其用。
虽然研究所的一切才刚开始，但张林秀对此抱有很大的信心。整个采访中，张林秀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急，慢慢来。”从接触农经的那天起，张林秀想做的就很多、很大。“如果一个行动可能改变上百万人的命运，从轻重来说我没法说放弃。但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是少做几个项目我就好多了，能把事情做得更从容、更精。我只能一直劝自己，一样一样慢慢来，别贪心。”
受益于教育，也要反哺教育
当被问及一年中约有多少天在工作时，张林秀坦言，无论到了哪里、在做什么，脑子里总不由自主地想着工作，唯一的例外就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是个朴实的没有上过学的农民，他甚至不理解什么叫“做研究”。但是，当她告诉父亲说她忙着“替老百姓多说几句好话”时，父亲宽慰地说“积德了”。张林秀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又不愿意来北京，所以只要有时间，她就会回江苏老家探望父亲。她把这称之为“检查工作”，“看看父亲的真实生活是否真像电话里说的那样好。”
在张林秀的成长路上，父母是最重要的引路人。张林秀4岁时，父母就抱着“别人上、我们也上，大不了就留级”的心态把她送进了小学。没想到她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16岁就考上了大学。
1978年的农村信息闭塞，高考以后填志愿成了大难题。母亲说，“农村的孩子就上农学院吧”，她说行；母亲又说，“女孩子毕业以后坐办公室好，不要下大田了。”就这样，张林秀懵懂地进了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理科出身的人大多怕背书，一开始张林秀也觉得很不习惯；后来接触到计量经济学、微观生产经济学等科目，都需要做数学推导，她一下子来了兴趣，潜心钻研，这一钻就是30多年。
张林秀读大学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学校课件远远落后于飞速变化的现实。“当时的情况是，我跨出校门的一天，就是学校里所学的理论知识过时的那天。好在之后出国两次，在基本理论上得到深造，有助于用规范的方法做研究。”现在，张林秀常跟学生说，“不要想着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跨出校门立马就能用上，这是用来打基础的，是让你有思考的条件，但工具不见得全教给你了。”
1982年本科毕业后，张林秀被分配到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工作，跟着当时的农经所所长牛若峰下乡调研、做实证研究。不久后，农科院农经所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始合作，张林秀成为首批被派到菲律宾参加农业经济学方法论调研培训的学者。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和另一位同事被留在了菲律宾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上世纪80年代，菲律宾的大学教育质量超前于国内不少，而张林秀和同事是菲律宾大学接受的第一批社会科学方向的留学生。用张林秀的话说，经济学原理这样的理论知识是无国界无差别的，到哪儿都能用上，在学校里就是要把这些学扎实。
读研期间，张林秀有很多深入菲律宾农村调研的机会。当时菲律宾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家庭农场式的，有农场主更有无地的雇佣工人，有富裕也有贫穷。很多无法用本国经济学理论解释的现象，都可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相应答案。尽管发展形势和内涵、贫困特点完全不一样，但张林秀依然从中获得了启发。回国后，她开始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中国农业经济的形势，引入了资源优势、价格理论、利润和生产函数等概念，类似于如何分析农户生产决策或理解其消费行为等问题就迎刃而解。
从一开始，张林秀就坚定要做实证研究。尽管下乡调研非常辛苦，但她总觉得很庆幸。“当时中国经济变化太快，理论研究跟不上。我从84年开始跟国外合作做研究，永远有新的问题在吸引我，总觉得来不及，根本没想过离开这个领域，更不会说没事儿干了想退休。”
从菲律宾回国4年后，张林秀赴英国里丁大学攻读博士。“做社会科学要积攒了问题再去学、去做，领会才更深。”张林秀坚定博士论文要做中国案例，始终带着问题去学。她的博士生导师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副导师主要关注东欧、俄罗斯经济，对中国经济也不甚了解。不过，两位导师给予了张林秀充分的自由与资源，安排她到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名校，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进行充分交流。在学校的安排下，她的导师也来到中国，“只有暴露在本土环境下，他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指导我设计研究思路、把论文做好。”
导师的这种开放式思维不仅帮助张林秀更好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农户体制：经济分析和政策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张林秀的教学和育人理念。“我现在带学生也这样，他们有不懂的，在我不懂的情况下我会帮他们牵线搭桥，让他们去找懂的人。”张林秀认为，一个人的知识总会有欠缺，在某个领域做得越精，往往意味着对其它领域的了解越少。“只要学生有兴趣，我就以鼓励为主、帮忙搭平台，（学生与其他学者交流）回来以后我们再聊，共同提升，这不是丢脸的事情。”
一路走来，张林秀始终感激自己的好机遇，更感激在她成长路上关心过她、帮助过她的老师们，特别是中学老师。如果没有他们，张林秀可能早早辍学、也可能已流于平庸。采访期间，她在南京农业大学的前任院长打来电话，恭喜她获评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两人拉拉家常，相聊甚欢。
受父母和早年经历的影响，张林秀投身农村贫困与发展研究数十载。而她更愿意将如今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她所受的教育以及师长的言传身教，这也是农村教育和人力资本状况成为她近年来研究的重中之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团队战略决策的引领者”
REAP成立的6年来，张林秀走访了很多农村学校，无数个灿烂纯真的笑脸、以及笑脸背后不为孩子和家长所意识到的问题一次次地令她动容。“我恨不得把钱全给他们，但一时感情解决不了问题，我得把精力放在战略上。研究出发点是感情促使，但做的时候要带着科学独立、公平公正的眼光去看。把自己融到里面，就不能超脱地认识事情。”
“我心不冷酷，实际上我很有激情，但我很理智，不理智好多事情就做歪了。”对贫困儿童是如此，对自己的团队，她亦是如此。
张林秀坦言，团队上下无论是同事、助理研究员、还是学生，都太累了。“从项目负责人到具体实施的助理和学生，一年当中很多时间在外面，弄得学生写论文都来不及。”
但为了REAP项目的顺利推进，多数时候张林秀只能狠狠心，催报告、赶进度，而把对团队的愧疚放在心里。“所以平时我这人就有点‘糖衣炮弹’样的，每次出国回来给他们带点纪念品什么的，偶尔也请他们吃吃饭唱唱歌。都不是大礼，就是觉得他们在家很辛苦，告诉他们我时时刻刻都想着他们。”张林秀的每个项目都建了微信群，团队每天都在交流见闻、互相鼓励。“有微信对我来说太好了，我常出国嘛，以前每个月发短信就要好几百块钱，现在手机费一下子降下来，太高兴了。”
在相识20多年的同事刘健看来，张林秀的团队能在不同领域之间互相尊重、合作，这种建设性的团队精神是她学术成就的基础。
在张林秀的眼里，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一个重要环节，哪一个环节脱了链，项目都无法顺利完成。“战略决策的引领者”是她对自己的定位，“我每天会收到上百封邮件，但不是每封都回。过程我需要知道、必要时也会干预，但我希望能给团队其他成员足够的空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完成任务，要不然他们永远都没有发展空间。”张林秀自认为是很强势的人，什么事情都能做、也能做好，但她意识到这不是最有效的方式，“每天提醒自己要放手，要把梯队建设起来。”
在同一个团队中合作15年的罗仁福以“顶天立地”来形容张林秀的领导作用，“团队工作虽然很累，但通过她在工作成长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关怀，团队得以在很重的工作压力之下得到很好的调整与释放。”
张林秀说，有一个怀揣共同理念和愿望的团队，也有人给钱、给条件、帮衬着她往前走，她觉得很幸运。同时，中科院的平台以及国际上她担任理事的一些组织，使她得以将理念付诸实施、把影响扩散出去、从而得到别人的认可，这种充实感令她的人生很有意义。
如今，对于人到中年的张林秀而言，学术上的提升已是其次，她急着用行动干预去改变贫困儿童的命运、急着指导团队成员取得全面的提升。“不被学界忘记是我的目标，其它的我都不想了。”其实，她已经做到了，不仅在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