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今年4月30日《校史通讯》发表的汪一飞校友《大跃进年代的下乡日记》选登，使我也想起了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们到罗店“开门办学”的情况。
汪一飞他们是1957年一进新闻系就去农村劳动锻炼的。当时，我们是新闻系二年级学生。汪一飞他们去农村劳动的时候，我们正在复旦校园里经历着一场进入大学以后第一场阶级斗争——反右派运动。在我们百来人的年级中，竟“抓”出了6个“右派”， 超过了毛泽东主席说的5％。
1958年中秋节，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我们1955级新闻系百名学生，由几位老师带队来到了上海市宝山县（现为宝山区）罗店公社“开门办学”。
所谓“开门办学”，说穿了就是要我们学生到农村的公社化、“大跃进”中去接受教育。
那时的农村不仅公社化，而且编制形式也“军事化”了。没有了原来的村、生产队，而改叫为“营”、“连”、“ 排”等。我们的同学分班被安插到这个公社的几个“连”，每班又分几个组到“排”。学生借农民的房子集中住宿，在公共食堂吃饭。
住宿安排甫定，我们便投入到农村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去了：参加人海战术的大田劳动，挑灯夜战的烧土深翻，……；有的同学还参加办公共食堂，画“大跃进”宣传画，编民歌，写大标语……总之，要鼓足干劲“全面跃进”。
大家都叫我“阿明”
劳动虽然那么高强度，但人们生活中的情趣并没有消失。时间长了，同学对女社员“阿婶”、“阿姨”到处叫，学生与社员也拉起了家常。我所在排，男女老幼都亲切地叫我“阿明”。
对这里的农民，我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我的故乡与这里相隔不到10公里。我们语言相同，生活习惯一样，所以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按当地人的习惯，把熟人叫“阿”啥“阿”啥的，把我叫“阿明”。那时候我年纪轻，身体也好，手脚麻利，劳动之余只要东家叫：阿明，来帮我做这个；西家叫：阿明，来帮我做那个，我都乐意去做那些举手之劳的事。很快我与他们打成了一片。
有一位女社员像大姐姐一样，对我比较关心，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姓名，叫吴娟娟，与我同姓。她劳动很出色，是我参与劳动的组长。她五官端正，由于长期在大田劳作，皮肤较黑，但黑里带俏。她快30岁了，还未嫁。为什么呢？她告诉我，要照顾正在读大学的弟弟。她父母早亡，由她一路带大了弟弟，姐弟俩相依为命。她怕结婚了，没有像单身对弟弟照顾得那么好。她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了。她说，见到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弟弟来。她还说，对我们好一点，希望她弟弟如果以后在外参加劳动，也会有人对她弟弟好一点。她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大姐姐。她心地的善良，在我们劳动所在的连、排是出名的。可见不管社会一时会有多么疯狂和荒唐，人们善良的本性是不会泯灭的。
踩自行车的人
我们在罗店没有设“三同户”（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每个同学有个“联系户”，以深入了解农村，了解农民。
我的联系户是贫农成份。当家人虽然是农民，但不下田，他主要在罗店镇汽车站外边踩自行车搭客，作为他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自行车搭客也不容易。走这条门路的人不少，有镇上失业的贫民，有失地的贫农（农村合作化以后，农民便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公社化以后，连自留地也取消了），在镇汽车站周围聚集了一批踩自行车搭客者。“僧多粥少”，平均每个踩自行车搭客的人，赚不了几个钱。何况都是跑短途的，长途的都乘汽车走了。但踩自行车搭客肯定比耕地收入好。
我这个联系户的当家人（户主），本来是不会踩自行车的，当初有5个小孩，孩子都小着哩，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天夜里，孩子们都睡着了，夫妇俩在商量着今后的生计。男人说：“我也去汽车站踩自行车搭客。”女人说：“哪来自行车？”男人望着正睡在老婆怀里最小的儿子。老婆急了：“你想把他卖了？”老公沉默一会儿，说：“有了钱，才能买自行车。否则，连这最小的孩子都活不下去。”他们家的自行车，就是这么来的。
有了自行车，这位能扶犁耙地的壮年农民，却不会踩自行车。后来学会了，却没有人敢搭他的车，因为他搭人技术不行。于是，由他老婆来陪练当客人，在车的后座上跳上跳下。夫妇俩不知摔了多少次跤，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这位农民终于成了一个熟练的踩自行车搭客的人。
那个时候，老师刚好布置作业，要大家每人写一篇来农村以后的文章，我就把联系户家的这个故事，拟了《踩自行车的人》这个题目交了上去。这个题目，是我在复旦登辉堂（现叫“相辉堂”）看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套上去的。那部意大利电影非常感人。
不料，过几天，老师在作业讲评会上，颇有倾向性地把我的这篇作业全文读了出来，要大家评讲。于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我的那篇文章“情调不对头”啦，“小资产阶级感情”啦，“我们来农村就是要接受改造的”啦……好像变成了对我的一个小小的“批判会”。 我不怪同学，全国就是这样的氛围，而且由来已久。
连谷种都吃了
我小时候受过一次严重的腿伤，曾休学半年。在罗店可能一下子劳动强度太大了，我的腿伤又复发了。不能下田劳动，便安排我管排里的种子仓库，兼清早6点钟吹哨叫醒大家起床。当时，劳动分三段时间：清早、上午和下午。清早从6点半钟劳动到8点钟，8点后才去公共食堂吃早饭。吹哨起床也是农村“军事化”的一种表现。
那时候，已入冬，路上行人稀少，我每天迎着晨曦，踏着白霜，过桥穿巷地吹哨。社员出勤了，我就到仓库上班，生活倒蛮有规律。记得在一次同学的会上，我还朗读了自己写的晨起吹哨的一首短诗，博得了大家的掌声。全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末的两句：“……板桥人迹，愿做报晓鸡”。这是我“偷”唐朝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得来的。
排里的公共食堂，开始的时候，社员都集中在这里一起吃饭，饭随便吃，浪费大，后来改为社员打饭回家吃。打饭回家的饭量尺度是比较宽的。因为当年毛泽东主席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可是，社员“放开肚皮吃饱饭”，不到半年工夫，我们排里的粮食就捉襟见肘了。突然有一天，有人拿了排长阿祥的条子来仓库取粮食。我不给，说“这是明年的谷种呀！”我一定要见了阿祥排长的面，问清楚才发。后来，阿祥来了，说：“食堂快没有米了，给吧。”此后，食堂就一直来仓库取谷种碾米做饭。
不久，我们“开门办学” 结束，大家离开罗店，返回学校。
我虽离开了罗店，但心还挂着罗店：来年，他们拿什么来播种啊，今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呀？（作者系新闻系1955级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