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汪一飞校友的《大跃进年代的下乡日记》记载了大跃进年代复旦新闻系师生下乡劳动的场景，反映了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思想的真实感受，是不可多得的校史素材。今本刊特选登其中几篇，以飨读者。
前 言
1957年9月一踏进复旦大学的大门，就接受了一场阶级斗争的洗礼——参加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当时物理系、中文系、新闻系揪出了一些右派分子，我们新闻系一年级学生参加了几次批判会。新一80多名学生中三分之二是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三分之一是从工农速成中学和别的大学转过来的。对我们这些高中毕业生来说，“面对面地向阶级敌人作斗争”还是第一次。斗争中“阶级觉悟”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自身的认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你考进复旦新闻系是为了当名记者吗？是为了当作家吗？你的“名利思想”说明你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怎么办？改造思想！怎么改造？下农村，到工厂，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一场下乡劳动的风暴，作为教育革命的重大举措，刮遍全国高等学府……。我的日记对当年下乡的全过程作了详细的记载，现摘抄如下，并加按语公之于众。
1957年11月17日
一个革命——大学生思想的革命正在进行着。要求劳动的大学生很多很多。大学生、讲师、助教，纷纷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去锻炼，去和工人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改造我们的思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星期五下午新闻系到先锋社去劳动。掼稻、搬稻。我干得非常起劲，三个钟头差不多没有休息。劳动热情高极了。好久不看见大自然的景致，今天戴了那副深度黑边眼镜极目一望，感到亲切极了，多好的景色，多好的大地。回来洗了个澡，爽气极了。
我对劳动是非常赞成的。在以后还将经常参加各种劳动。假期里还将会组织我们去工厂或农村，我一定会积极参加的。这对培养我们的劳动习惯，培养我们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培养我们的优秀品质，都有重大的意义。
大学生将改变它本来的不参加体力劳动的面貌，将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民之中。
这对培养我们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有巨大的意义，因此说这是一个革命。
按语：我家在上海郊区一个小镇上，我母亲的家（我外祖父家）在离小镇三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所以我和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再加上我从小就帮助母亲垦荒种地，所以对农业劳动并不陌生。政治思想上对劳动意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后，干劲自然就迸发出来了。
1957年11月24日
昨天，真正的经过了一次劳动的洗礼。
我校6个系共二千多师生在清早七时多出发至离校八九里的郊区几个农业社。
我系在水电生产合作社。
我年级——新一是干两个工作：割茭白、挑粪。
上午干了三小时，前两小时割茭白，后一小时挑粪。
中饭吃了带去的馒头和大头菜。每人吃五个馒头和一块大头菜。我正好。大头菜滋味很鲜美。胃口大的同学也不忧，因为有女同学支援。
饭后，休息一阵去和社里农民交谈。此社的社员大部不是农业户，而是工人家属，因此都是妇女。生活水平不低，都是瓦屋，并且有电灯。
下午两小时多些是割茭白。下午劲头小了些，气力没有的缘故，但我还是不断给自己打气，坚持用快速度干活，最后终于胜利的和大家把茭白割光。
成绩是不小的，共割去十七亩茭白田的茭白茎，挑粪共合120个人工，以每工两角计，则需二十四元，以每工一角计，合十二元。
最后，社负责人向我们宣布这个数字时，我心中很高兴，当然大家心中也一定是非常高兴的。
又步行回家，走了远路，来回走了不下二十里路。
晚上洗一个澡，睡在床上非常舒坦。
今天解放日报第一版以“到农村中去，到劳动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发专题，发布了一项震动人心的消息：复旦批准二百人下农村。将由党委常委、团委第一书记徐震率领第一队一百人于下周出发，其中包括新闻系副教授、国际时事问题权威胡其安先生，马列主义政治课教师和1957届毕业的助教和研究生等。
今天在解放日报上看见关于中央电台举办“农业发展纲要”的消息和成都市中等学校停课一周放“劳动假”下乡去劳动的消息，使我想出了写两张大字报来。
这样写的：
“劳动假”建议
今天解放日报上登出关于成都市中等学校师生员工下农村过为期一周的“劳动假”的消息。
我们要求向他们学习，在这农忙的时候，让我们到农业社去生活一个星期，支援农业生产，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要求党委会和学校行政领导支持我们的建议，迅速作出决定，组织我们到农村中去！
广播台要马上考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二十五日起举办“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专题广播”节目。
为了帮助我们学习这个文件，更好的了解纲要修正草案所提出的各项主要任务，建议广播台在播送时间（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四十分）转播这个节目。
我热情高涨，马上去买了三分一张的两张绿色纸。我想，一直用红色的不够显著，用绿色的更显著些。写好了，大部分同学都热烈赞同，特别是“劳动假”的建议，签上了很多名字。下午就贴到四号楼前面那个最显著的上课去必经的地方了。
当然也有少数人反对的，S就反对劳动假的建议，但经不起我三句话，就不响了。(摘抄日记中除隐去几个同学的姓氏外，其余一律未作改动——作者注。)
我感到现在我的政治热情已大大提高了，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报纸，特别是解放日报。以后我更要注意详细看报纸以及其他政治性文件，并在整改中特别在讨论新闻系培养目标的过程中提高自己。
按语：复旦大学，上海高校的领头羊，新招一出，四方响应，应归功于解放日报的推波助澜。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这个新生也敢为全校先，贴出大字报，要求放“劳动假”，改造思想的自觉性不可谓不高。
1957年11月27日
星期一下午讨论新闻系培养目标草案。
在讨论第一条“热爱专业有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决心”时，突出了一个问题：是新闻工作者还是作家的问题。
我的意见是讨论的中心，我说出我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然后再争取成为一个作家。我又谈到了现在我的做法：在搞好主要新闻业务功课的前提下学习文学，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
这意见受到某些同学的批判，党支书李幼芬参加我们小组讨论，她也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我认为是对的，坚持了。
在对待基础课汉语、历史的态度上，我的态度也是为某些同学所不同意的。我认为不怎么重要，因此三分够了，基本上了解就够了。当然我的思想不是我独有的，其他一些同学也有。
在讨论中，大家又进一步认识到劳动的重要，只有和劳动人民在一起生活，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才有和劳动人民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才能培养起联系群众的能力，而联系群众的能力也就是社会活动能力。
在这个会上，大家一致向党支书——班主任提出了要求：让我们下农村劳动一年，而把五年的功课放在四年内学完。有些课程如历史、汉语等可免修或者缩短学习期限。
会后，写了张大字报，要求让我们下乡劳动一年。
这是由学校、党委批准哲学系二年级同学下乡劳动半年后所引起的。我们新闻系和哲学系一样，也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的，因此也应该批准我们的要求。
哲学系他们将于明年一月中旬下乡，因此哲学系来开设的逻辑课也将提前结束。
形势发展得这样快，真令人难以理解。你看，我们刚刚建议让我们连续劳动一星期，放“劳动假”，不到几天，我们又建议让我们劳动整一年了。连前几天我建议时反对我的S也在这次写大字报时签了名。
学校里批准教授、助教、讲师、研究生等二百人下乡的消息，出现在解放日报的第一版上，新闻系副教授、国际问题权威胡其安也被批准。昨天中午，锣鼓喧天，我们去向被批准第一批下乡参加劳动一年的人们贺喜。
复旦校园里，整个学校中，洋溢着革命精神。
昨天收到了扬州苏北师专钟鹤云的来信，薄薄的两页纸带给我无限的喜悦和力量。
钟鹤云写了对专业认识的转变，他们学习、工作、锻炼情况，他们学校里的情况，同样是整改高潮和要求到农村去的热潮。
他引用了毛主席对留苏学生和实习生的报告中的句子：“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来说明我们的光荣，我们任务的艰巨，勉励我努力前进。
钟的信充满了现时代的气息。这样的信对我们彼此是有好处的。我很高兴。
按语：进大学先巩固专业思想。新闻系的好多新生都是做着作家梦考进来的，不过有些生活经验的人不说罢了。我是直心直肚肠，心中咋想就咋说。在讨论新闻系培养目标会上，公开表示要做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还要争取成为作家，结果受到有组织有领导的批判，同时“基础课三分论”（当时实行五分制）连带一起批，我又不会见风使舵，认为没有错，坚持己见，真不识时务也。
我高中老同学从扬州师专传来的信息，说明到农村去不是上海复旦独有，到处都一样。
1958年11月3日
懒得动笔。紧张劳动之余，实在疲劳万分，躺下休息还来不及，哪顾得上写日记。
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关是难过的。二十八到三十一日，四天就住在田头，吃在田头，每天吃三顿饭，一顿粥，日夜苦战，确实厉害。但这仅仅是开始。麦子已全部种下去了，但占绝大部分面积的油菜还未种下去。两天来，我们男劳力作为一支突击力量调往第四队支援深耕，家中是妇女和老人支撑局面，割稻摘花等。我没参加割稻。
今天下午和晚上，领导让我们休息，我为算清上月的伙食账花了三四个钟头，结果是上月每人超额近一元钱，即吃掉12元钱。
下午到渡川去理了发，碰到朱老师，就扫盲问题他对我作了“指示”：要继续巩固提高。但现在生产如此紧张，群众如此疲劳，到哪里抽时间读书呢。决定今晚和队长商量一下，开个学员会，照领导意图贯彻下去，结果没开成。因为两个队长都因公外出，而群众也因割了一天一夜稻疲劳万分。
按语：大学生们在经受艰苦繁重劳动的考验，为了要改造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咬牙坚持再坚持，表现绝大部分是好的。领导瞎指挥，片面理解深耕密植，翻地一尺半，工作量大增，老农们私下嘀咕，生土翻到上面来，能长好庄稼吗？麦苗这样稠密，以后一倒伏怎么办？队长硬下命令，“战士”们心情不痛快，疑虑重重，又疲劳不堪，为了实现“高指标产量”苦战不休。最典型的例子是：下雨了，生产队长没有收工决定权，不敢发收工命令。衣服湿透了，胆大的“战士”自行撤退，人们骚动起来，队长担着违反命令的风险才吹了哨子收了工。
1959年3月29日
26日开始了新的战役——总结提高阶段。
听动员报告，小队务虚，看文件，讨论，介绍典型小结等之后，昨天开始了个人写总结，今天完成初稿。
明天一天和后天上午将是小队讨论，互提意见。后天下午、晚上将修改和抄写完毕。四月一日将进行小队和中队的总结讨论，二日也是中队小队总结和个人的专题总结。一些未了的跃进成果也要在这天完成。三日到六日上午三天半是劳动，最后的和农民同样的劳动。六日下午放半天假整理整理东西，七日上午离开这儿返校。
二十七日晚上分队会后突击搞下乡诗歌选集的编选工作，选了三分之一，89首，质量较高的。直搞至近两点才好，当晚就睡在四队第二组同学那边。
我们小组里去买了一卷胶卷，前天和宅上的社员们一起拍了几张。又我们六个同学到长江边去拍了两张。剩下两张等几个去开会的干部回来合拍。班长、排长严兆生、严兆麟、张勤生、严月珍、陈惠英等都在罗店开会，要开一个星期，再隔几天就回来了，是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关于整社运动）。
这几天的麦粞粥我非常喜欢，因为麦粞磨得很细，和米烧的粥像粉粥一样，所以我感到特别好吃。这两天因不劳动整天坐着而胃口减少了。
按语：复旦新闻系劳动大队第二中队第二分队生产战士写的诗歌选集编选工作，那天晚上会后加班干到凌晨两点干完，共选出89首，取总量三分之一。由祁志青、郑集强加六幅插图彩纸印刷。内分四个部分，依次为：劳动锻炼红专来，热汗溶开脚下冰，同声歌唱公社好，带回万分工农情。其中我的一首《听到吃饭不要钱》曾在农民日报上刊登过。此书主编是许周溥。这本《丰收曲》保存至今，弥足珍贵。能保存下来还是因为文革中审查我的银杏文艺社案件，专案组把我的书和日记都抄走，《丰收曲》也在抄走书籍之列，事隔十多年后又发还给我，劫后余生，幸甚幸甚。
3月27日和社员合拍的照片共四张，文革中也都被抄走，发还给我后，我一直保存得好好的。其中一张，把七房宅的老人、小孩都请来，一共34人，加上我们同学6人，摄入镜头，一张和两个队长的合影是隔几天他们从罗店开会回来照的，背景是祁志青、郑集强、陆敏侨他们画的壁画“跃进的奔马”，清晰可见。日记上记载我们同学六人到长江边拍了两张，我没有找到，遗憾！（作者系新闻系1957级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