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不断开拓学术疆域的学者
张 军
我跟正来兄90年代初就相识，那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天则所的，那时候天则所刚刚创办，我们都是天则所的学术委员。后来他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那个时候我也是季刊的编委，所以跟他应该说接触还是比较早的，现在算起来也要超过20年。
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在北京碰到，参加各种各样学术的研讨，那时候我当然知道他已经在翻译哈耶克的作品。但是我对他自己的学术研究其实知道得不是很多。我有一次跟他开玩笑，说我们跟你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今天大家都谈论这个体制内、体制外，其实我那时候说，我说你是一个什么呢？你是一个开拓者，我们是一个守卫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你在不断地开拓疆域，你要建设，我们是一个守护者，就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领域，基本上是要为这个领域来做守卫。但是正来兄是要不断地开拓疆域，以至于他可以跨界地进行学术和思想的交流，这一点是我们很多人不具备的。
2008年学校派我去耶鲁大学筹办耶鲁的office，当时就涉及到耶鲁global的事情，当时我脑子里想到邓正来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英文出身，而且又热衷于学术的跨国、跨界的对话活动，所以我觉得他特别适合负责耶鲁global中文版的工作。事实也证明，他做得也非常出色。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中国的社会科学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需要像正来兄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缩小自己的疆域，一旦进入一个领域，我们不断地会把这个边界变得越来越小。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守住自己的地盘，但是我觉得正来兄他是一个开拓这个地盘的人，所以这一点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的对话，对于整体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水平非常重要的。大家也都谈到其实在创办高研院的几年时间里面，很大程度上他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刊物，改造了一系列的刊物，更重要的是他凝聚了海内外一批社会科学界的精英。我觉得这一点对一个大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资产。所以我们现在失去了正来兄，这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最后一次跟他在一起，就是去年12月17号桑德斯来的时候，我也参与了桑德斯报告的评论。不久他就住院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当时发短信给他，希望能够去医院看望他。他说老弟你千万不要来，我说你严重吗？他说医生说很严重，但他并不认为很严重。我觉得上帝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居然没有给他时间跟病魔抗争，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总是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无论是对家庭，对时代来讲，我们有理由活得更长。但是很可惜，命运对正来兄是非常非常不公的。所以在这里我也觉得，每一位其实都应该珍惜，珍惜自己的健康，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对个人，也是对这个时代，对家庭。（发言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是兼具复旦风范和个人魅力的教授
贺圣遂
我在复旦大学工作了三十多年，有幸认识了诸多著名教授。已经去世的教授中，有几位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们是中文系的章培恒教授，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还有现在我们正在纪念的邓正来教授。这几位先生对我影响都很大，他们的离去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悲伤。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优秀学者，同时亦是复旦一种亮丽的风景，使我们产生了深刻的怀念之情。我觉得复旦大学这样一所优秀的大学，她肯定不会欠缺学术，同样不会欠缺思想。但作为一个人文精神浓郁的大学，如果复旦人还能够提升一点学问之外的性情、真心、真情，是不是会更好呢？我们期望我们的教授们、学者们更多一点个性风采。刚才提到的几位教授的学问大家是不会怀疑的，但是我想在座各位如果跟他们接触过，就会感觉到他们吸引我们的不仅是学问、思想、文章。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特别让我们感动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和他们的做人、治学是一致的。他们都对于别人都有一副热心肠，我觉得他们内心都有一种对别人的善意，无论是对同事、朋友，还是对学生，他们都能够见人之善、交人之善、扬人之长，易于肯定别人的成就和优点。我觉得复旦失去邓正来这样的教授，确实是损失。我提到的几位教授都是体现复旦风范的，是有人格魅力的。我希望复旦有更多的教授在治学的同时，能够发扬出复旦的人文风范和个人的人格魅力。
邓正来先生的去世特别遗憾，因为他走得太年轻了，这么有激情的生命走得这么匆忙，让我特别怀念他。但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一个人生命的长短其实还是应该以生命的意义、质量来衡量。我们从邓正来身上看到，他虽然活得年轻，走得匆忙，但是他这一生是认真活过的，激励出很多的火花，他的生命质量是很高的。作为学者，他留下了优秀丰厚的学术成果，成就之卓著，不用我来叙述。但邓先生让我们敬仰的恐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学问，还有他在学术活动领域方面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引领和推动了很多学科的建设，团结了很多学人，完成了很多重要的项目。
我每次接受邓先生交给我们的出版任务时，都会有这样的敬佩之心和感慨之情。我觉得，学术不是个人的事情，学术永远应该成为公器，那么我们就应该尽量地创造环境，使我们的学术让社会得到更大的益处。学术是需要有邓先生这样既是学术专家同时又是学术组织家的人来推动和发扬的。为什么邓先生会有这样的学术组织能力？我觉得他有对人的善意和服务精神。一个自己有足够研究能力的人肯牺牲自己来从事更大范围的学术的组织活动，而且做出了很多成就，这是邓先生留给我们可以好好思考和学习的地方。
（发言者系复旦出版社社长）
复旦成就了他的后期学术事业
郭苏建
作为正来生前的亲密战友，他的离去确实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痛苦，整个高研院是非常痛苦，也非常遗憾。真是天妒英才，实在是太早了！正来是我们复旦大学的骄傲，另一方面我觉得复旦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成就了他晚年的学术成就。复旦大学为他提供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和在座的各位，包括领导还有老师们的大力支持和关怀绝对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正是复旦大学这个起点足够高的学术平台，为高研院在短短几年引起全国、乃至国际上广泛关注提供了保证。所以，我相信正来兄在天之灵会以复旦大学为荣的。我觉得，并不是复旦大学的知名教授、高研院院长的头衔，而是他所承担的责任，他能为复旦大学、上海学术界乃至全国的学术共同体做出的贡献，成就了正来兄。所以，借此机会我还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同事和老师、学生继续支持和关心高研院的未来发展。怎样在复旦大学的文科发展布局上把高研院继续做好、做大、做强，有赖于我们的共同努力。
刚才，大家都谈到了正来的各种与众不同。从个性上看，他具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个性。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我觉得首先在于他开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学术研究路径，这种学术研究路径打破了学科的界限，使他以比较宽广的视野来看待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然后，他有特别强的学术敏感性和问题意识，能够抓住一些前沿性、超前性的问题。比如，他在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问题。如果放在今天来看，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政党、国家、社会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正来那么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超前性。包括他对哈耶克思想的引进也是如此。我记得八十年代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们所能读到的书、所能获得的信息都是苏联、东欧的那套思想，基本上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框架里，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正来兄在90年代中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开始全力引进哈耶克的一个自由主义思想，促进了一大批人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深入认识。尽管哈耶克的思想不是所有人都赞成的观点，但是它本身还是很有指导意义飞，至少对于我们反思斯大林模式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后来，他又提出了关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以及“生存性智慧”的思想。“生存性智慧”是完全反科学主义、反知识传统的，我们所有的理论建构都是在既有的知识传统上来发展起来的，他提出这样一种反知识传统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研究路径，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这跟他具有跨学科的视野有密切关系，当然这也跟我们高研院的特色有关系，因为我们提倡的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由于时间限制，包括他的批评精神等等，就没时间说了。
（发言者系校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他是活跃的学术教育家
孙国东
作为邓先生的弟子，我一直想给他既有的称号之外再加上一个称号，我把他叫做“学术教育家”。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作为弟子我们体会是最深的，这至少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他其实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的学术人才的培养体系，而且特别注重学术活动的开放性的教育功能，同时扮演了一个授业者和布道者的角色，滋养了无数人的心灵。我们在吉林大学读书的时候，邓先生主要给我们上三门课：原典精读、大师思想Seminar，还有小南湖读书小组，分别培养学生的学术翻译能力、精读原典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学术对话能力等。在这之外，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课业体系，像针对所有人的双周读书报告，还有针对个别学生的每周“小灶”；还有各种学术活动体系，如“散步学派”等。邓先生经常在外面讲，他的学生在12点之前是没有睡过觉的。其实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他对我们基本上进行的是“魔鬼式的学术训练”。邓先生以前家住北京，但每月要去长春上一个星期的课。他见到我们第一句话一般就说“想死你们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内心里悄悄地会说，“其实我们不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来我们那一周就会特别特别忙，而且会布置课业。
很多人有个错觉，邓先生到复旦来以后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学术组织者的角色，刚才秦书记也提到过去四年来我们办了近四百场的学术活动，平均下来每周超过一场。我的理解，这些学术活动的背后其实也体现了邓先生作为学术教育家的使命和担当。因为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极大地活跃了复旦的学术氛围，而且也使高研院实际上发挥着直接面向学生、教师乃至社会大众的教育功能。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吉大，还是在复旦，他其实都是一个学术教育家。
第二，他从理论基础到实践操作层面，形成了一整套的学术教育思想。奠定他学术教育思想的，我的理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想。它有两个要点：第一，就是在国际向度上强调，学术要自主于西方的文化霸权，要凸现学术研究的中国情怀；第二，在国内的向度上，他强调学术研究要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的逻辑，强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规范化。以这个思想为基础，邓先生在学术教育方面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他是明确倡导“个殊化的研究路径”，也就是要杜绝那种以印象化的、大而化之的方式对西方思想的解读，所以他要求我们每个学生要以西方思想人物为中心进行深入的研究。他通过这一点其实想培养我们学术为本，走向理论本身、走向思想本身、走向学术本身的思想品格。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设计了前面提到的一整套学术培养体系。第二，他明确倡导要“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转化乃至超越。我们的很多学生做西方理论的，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成为西方理论的信奉者。为了避免这一点，他在我们师门部分同学中间主持了一个“中国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以电子邮件为讨论平台，开始是每星期，后来是每十天，进行专题化的讨论，学生们分头梳理近三十年来中国法学界乃至思想界的重要成果，第二天他会在北京非常认真地对我们每个人的讨论进行评议。
第三，他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在体制外时，他主持了著名的“六郎庄读书小组”。现在一些著名学者，如强世功、郑戈、赵晓力、李康、李猛，包括王铭铭，都是这个读书小组的成员。今年是邓先生正式进入体制十周年，前一段时间我们统计发现他过去的十年培养了近110个各类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入门弟子，也包括那些名义上跟着其他导师但实际上跟着他读书的弟子，还有个别私塾弟子，就是通过定期电子邮件接受他指导的，今天在座的就有一个私塾弟子。我相信经过邓先生的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些人当中一定能出几个著名学者乃至学术大家。
据我理解，邓先生的学术教育理念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特别强调我们要“追比圣贤”。我的理解，中国文化格外推崇两种人：一曰圣贤，二曰豪杰。两者尽管都堪称人杰，但略有区别：前者以“立德”和“立言”见长，后者以“立功”著称。邓先生走后，一个较普遍的说法称他是“学术豪杰”。的确，他的个人气质、学术历程、成长经历，乃至学术成就，都堪称一代学术豪杰。但就我理解，他内心其实更推崇圣贤，只是自己一不小心成了“学术豪杰”，因此，他特别希望我们弟子们在思想创造和道德追求上不断地追求卓越，向那些圣贤们看齐。
第二，他特别强调学术品位。他对学者和学术成果的评价，有自己独到的品位，从不从通行的标准出发。高研院的学术讲座，特别是两大品牌性学术讲座的主讲人，他严格把关，不入他的法眼，他是不会轻易安排学术讲座的。作为老师，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做学问，就要做一流的学问，不要搞成“大路货”。对那些刚刚接受学术训练的师门弟子，他布置的第一项任务一般是好坏论文的比较，也就是自己挑两篇主题相近的文章，比较好坏并说明理由。他之所以要我们聚焦于某个学术大师的思想，其实就是寄望通对学术大师的研读，培养学生的学术品位。
第三，他特别注重因材施教。以我个人为例，我刚进师门的时候，因为当时学术成果比较突出，当时有点轻狂也有点浮躁。2007年五一期间我专程到北京去看他，他明确给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跟着他进行“体制内的闭关”，并送了我六个字：平实、深刻、孤独。这六个字切中了我的要害，是我一辈子都需要牢记的。
由于时间关系，还有很多内容，我没法展开讲了，比如：他特别提携学生，利用他丰富的学术资源来悉心呵护我们对学术的热爱；他特别注重知识平等，引导培养学术批判精神。这里，我想简要提一下另一点，就是他特别注重“知识上的团结”，并以各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构建一个“基于情感共同体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师门成员相互之间感情非常好，这其中有很多制度化的举措起作用。我只提两点。一个是“学园基金”，就是号召师门内已经工作的学生为家境不太好的在读学生捐款，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另一个是师门内部的体育锻炼的基金。它由邓先生捐款，资助我们购买体育器材、交场地费，然后指定一个同学每星期固定时间组织大家进行体育锻炼。这些公益性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学术性的组织形式一道，不仅加强了师门成员的“知识团结”，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师门相互之间的感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致力于“知识团结”的学术共同体。因此，我把这种学术共同体称为“基于情感共同体的学术共同体”。
最后，我想说我个人跟邓先生是师生缘很重的。我跟他之间有很多故事可讲，他对我的提携也是师门学生中最重的。因此，我常常感觉到师恩千斤重，实在难以回报。但是作为弟子，我能做的是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他的思想传承、发扬下去。谢谢大家。（发言者系校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