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按科学规律办事就发展，就取得进步和成功；反之则挫折，失败。这是古今中外无数事实验证过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则是对执政以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的深刻总结。科学发展观当然也适用于教育领域。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依靠谁？当然依靠中国人自己。我们需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工程师、医生、教师、理论家、技术工人、农艺师、文艺工作者、一切行业的专家。这些建设者那里来？当然靠我们中国的教育事业来培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受教育体会
1949年上海解放，我正好小学毕业，进入中学。六十多年以来，我目睹并经历了教育领域的各种变革。新中国第一任高教部长杨秀峰做了全国院系调整的大事，把解放初期分散的大学加以重新组合，对发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必要的，有益的。组合按照苏联的模式，把理科和文科合并成综合性大学，工科单独成立大学或学院。第二任部长蒋南翔继续进行专业设置的调整，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使之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布局需要，学生毕业后学以致用直接投入国家建设，也是必要的。在建国初期，国家对大学生很优待，大学生伙食全部由国家免费供给，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农村来的学生，还有人民助学金、生活补贴和发放衣被补贴。大学生和教职员工都享受公费医疗。院系调整后的复旦，教室比较简陋，还有许多简棚平房教室。上世纪五十年代，复旦先后盖了第一教学大楼、化学楼、生物楼、物理楼、（理科）图书馆等教学设施，大大改善了教学条件。我1955年进复旦时，学生的伙食费要自负了，仅师范类大专院校才由国家供给学生伙食费。当时教和学的风气很好，教师很敬业，学生潜心努力学习，社会上的各种诱惑也很少。学生早上6点钟起床，6点半做广播体操，上午下午上课或自修。下午4点半后，操场上锻炼的人很多，近年获得世界老年运动会长跑第三名的数学系张林德，当时就是喜爱长跑的学生，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操场上跑步的身影。复旦的学生会有各种学生兴趣社团，管弦乐队、民族乐团、舞蹈队、合唱队、京剧团、越剧团、象棋队、桥牌队，等等，都相当有专业水平。体育方面，同样精彩纷呈。复旦排球队在上海赫赫有名，女排更号称上海二队，能够和来访的苏联女排国家队较量较量，曾担任北京奥运会发言人的何慧娴当年是复旦女排队长。学生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学习生活也就活跃上进。我是低年级学生时，还听过高年级学生的读书报告。现在高年级学生做读书报告的事，好像十分稀有了。这反映学生读书气氛的变化。晚上9点半，教室、图书馆、供学生晚自修的学生食堂都一律熄灯。总之，学校生活生动活泼，积极向上。
大学的教科书大多是苏联教科书的中译本。这些书，我觉得内容与编写确实不错，循序渐进，系统而严谨。但俄罗斯科学家的“伟大贡献”太多，太滥，这对我们教学却无关紧要。大跃进后，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教材和专著，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课，编著了一些专业教材。上世纪60年代初，化学系朱世盛、陈剑鋐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化学系《仪器分析》基础课和《仪器分析实验》基础课，编写了讲义，后出版，是中国学者编著的第一本仪器分析教材。严志弦教授编著出版了教材《无机化学》。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汪葆浚教授编著出版了第一本化学化工类专业用的《分析化学》教材。北京大学邢其毅编著出版了《有机化学》，黄子卿编著出版了《物理化学》教材。至此，中国学者编写出版了化学化工类专业的全部专业基础课的教材，取代了苏联教材中译本。苏联教材和欧美教材与专著影印本转变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课程质量和教材质量赶上了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高教部每隔2-3年要召集同类型大学的同一门主要课程的主讲教师开交流会，确保课程的教学质量与不断改进。58年大跃进时，教育上提出过两个口号：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社会实践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结束了以课堂教学为唯一方式的教学模式。我认为，这两个口号有合理之处，关键是领导如何执行。化学系参与了许多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工作，对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当时我是三年级学生，参加了铀矿分析、浓缩铀同位素分析、燃料铀分析等项目，取得一定成绩，分析化学也成为自己一生的专业方向。化学系师生研制了几百种光谱纯试剂，测报了包头稀土矿和许许多多配合国内研制新产品的工作。我的中学同学向大威，当时是南京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他成功研制了声纳，成为我国声纳学科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为海洋中探测舰艇船只位置和鱼群位置做出重要贡献，向大威本人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表彰“人到中年”的三名国家级优秀代表人物之一。很难想象，在应试教育下，现在大学三年级学生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我国的“二弹一星”事业是在大跃进期间成功发展的。当然，大跃进时也有些拔苗助长式的“发展”，谎报虚假成绩的“发展”，虽然可以报喜一时，到头来成为笑柄，甚至给国家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所有的这些可归结为一条：按照科学观规律办事，就成功，就发展；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反而虚报产量，虚报成绩，就失败受挫折。
大跃进结束，复课后，经过调整阶段，恢复了以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但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做法并没有立即结束，而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继承下来。而“文革”结束后的复课，则恢复课堂教学为唯一教学方式的模式，不再提“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教育主管部门把以前的一些教学管理经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对的，全部扔掉了。学校与学校，教师与教师的教学经验交流，取消了。领导的心思放在学校产业化，扩大招生规模，学校与学校合并，等等。这些“发展”，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到底有多少关系，与培养创新型人才到底有什么关系，培养的人才怎样为我国的复兴发展起作用？不知道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部门考虑过没有。
现在的应试教育之弊端
记得我的中学阶段，教师教学很认真，同学的学习也努力。各课程有作业，但并不多，与现在的海量作业是不能相比的。中学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各种球类、音乐舞蹈和科技活动，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行组合起来的，没有证书考级，没有奥林匹克竞赛，但有友谊比赛。世界闻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当时是上海徐汇中学的学生，世界冠军西多访问上海时，徐寅生打败了他，但徐寅生并不是国家集训队员。在今天的应试教育下，他们这些“贪玩”的学生决不会是高分的尖子学生，早已经被埋没了。前面提到的向大威，是个课余科技活动兴趣者，装矿石收音机，学校大礼堂的闪光灯，各种各样花样都动手做。向大威的动手能力就是这样凭自己兴趣培养出来的，不是什么培训班培训出来的，没有什么证书，也没有得过什么奖，高考也没有加分，但他在大学三年级做出了中国第一台声纳。现在也有点缀性的“学生科技竞赛”，只是教师设计，教师导演，学生表演的作秀，学生做作业都时间不够，要牺牲睡眠时间，哪会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想做的事，培养动手能力。
现在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显著偏离科学发展的轨道，苦了学生，苦了教师，苦了家长，坑害了一代甚至更多代青少年，德智体诸方面全面没有得到发展。学生按照考试测验的分数排名，成为评定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上海某名牌中学，某尖子学生因某次考试名次下降而跳楼自杀，近日又报道新疆有学生因分数跳楼。这是以分数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恶果。排名主办者收取红包好处的不正之风，现在扩展到教育领域，真是教育的悲哀。
除了海量习题外，教学的各个环节问题也不少。教材编写不考虑学习规律需要循序渐进，片面拔高超前，美其名曰提高教学质量。为了取得好的作文分数，有的语文教师这样来指导学生作文：背好几篇范文，每篇范文适用于套那些作文题目，以至有的班级里有好几个学生的作文雷同，编造动人的假故事。初中学化学，只用8个星期上课，其余大部分时间做海量习题，很多是偏题、怪题，甚至有个别错题。做习题一切围绕标准答案，学生学得被动苦恼，失去了主动学习的兴趣和创新质疑精神。学生学习负担重，书包重，小学生普遍用拖轮包做书包。
现在，为了对付成绩和分数，学生普遍晚睡，小学生10点多睡觉，中学生常常要做作业到11点甚至12点钟。除了作业外，学生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各种竞赛，各种各样的“业余”钢琴、小提琴、舞蹈之类的培训班，目的是获得各种可以加分的证书，而不是学生本人的兴趣爱好。学校、教师和家长都要求“家教”，家教、陪读已经是当前中国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怪现象。家教成为一种新兴的教育产业，陪读成为中国家长的新责任。教辅书成为出版社的香饽饽，创造了很多GDP。中小学生普遍睡眠不足，缺乏体育锻炼，体质下降，最近两次报道过中学生体育课跑步猝死的事情。有些人包括一些教师和学校领导说，现在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只能这样。那么，应试教育符合科学发展观吗？应试教育不符合科学发展，不符合教育方针，现在已经积重难返，但教育领导部门必须化大力气切切实实加以纠正，把教育回归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
更可笑的是，现在德育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同样是应试教育。搞了许多模拟考题，选择题、填空题、问答题，标准答案。为了考试分数，邓小平理论等课程要学生背记大量题目的标准答案，以分数衡量高低优劣。有人戏说，大概只有党校的政治理论课不搞应试教育，因为不需要考试，排名。大中小学都不从学生年龄特点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中国传统的做人修身养性被视为糟粕。正气不上升，社会不良思潮就乘虚而入，以至不少人荣辱不分，以小我的眼前功利作为价值取向，“实现自我”，丢弃奉献精神，品德情操修养被看作不时尚，傻瓜。什么理想，什么社会责任，被认为是过时的陈腐观念。多少人有振兴中华的理想？浙江大学校长郑强不无过激地说：你们学生中不少人会做汉奸，因为你们“嘲笑爱国者，崇拜权势和金钱，鄙夷理想和志气”。“三聚氰胺事件”是个别知识分子道德堕落的典型例子。牛奶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方法是国际组织公职分析化学家协会制订的，全世界遵照执行了上百年，从来没有出问题。中国的无良知识分子钻技术空子教商家添加三聚氰胺赚取黑心钱，还取了好听名词“蛋白精”掩盖罪恶。做坏事的是个别人，但值得反思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
现在，我国许许多多高等院校，化了巨大的教育资源，很多毕业生却找不到工作，岂不是巨大的浪费？难道我们国家真的已经人才过剩了吗？专业设置脱离国家需要，教学内容不考虑学以致用，结果就是这样。而且问题长期听之任之拖延不解决。
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问题是全国师范院校虽然没有改校名，但都转向综合性大学发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普遍缺乏教育学的训练，不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不研究教学方法，把他们当年自己的应试教育传给下一代学生，培养学生成为做习题的机器。这样的学生，即使是高分尖子学生，习惯于服从标准答案，缺乏创新需要的质疑精神、探索兴趣和想象力，难怪有的外国大学不要中国北大清华的尖子学生做研究生。
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小学的教育领导，关心的是学生按考分排名，学校升学率排名，这样的评价体系是错误的。搞合并、扩大规模，哗众取宠；对怎么按照科学规律进行教学，培养人才，却不关心，这是领导职责的缺失。摸石头过河和创新不是要否定以往成功经验。丢弃过去成功经验的创新不是真创新；违背科学规律的发展不是真发展，不是硬道理。有人说，探索新的路子就是创新，我认为是不对的，不是任何“新”的东西都可以称为创新。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标新立异发展，就不是创新，不是硬道理。教育工作中的“新”的应试教育，就不是创新，是违反教育科学规律的胡闹，对学生，对教师，对社会，对国家，都是一种“折腾”。
现在，该到以科学发展观总结应试教育成败得失的时候了。我们的教育工作，应当从振兴中华需要培养怎样的青年一代的理念出发，也就是从教育方针的根本出发，研究教育工作的科学发展。改革是艰难的，如果从社会教育的大角度考虑，更艰难。但这是教育部门的历史责任。（作者系化学系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