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杨校长、各位来宾：
在我们系90华诞的日子里，我想在这里讲几句话。一方面是表达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另一方面也想讲一讲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非常光荣的，又是非常“重量级”的任务。
我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来到复旦经济系的。我们班是1953年提前毕业(的)。因为那个时候生病不能分配工作，我就留校当了一年的肺病康复楼的团支部书记。在这几十年的日子里，我经常回想起我在复旦经济系两年所受的老师们的训导和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不在于专业的知识，而在于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的复旦精神。在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课程的内容已经大大不同了，主要的教师都是在人民大学受了两年苏联专家的训练以后，把苏联的教材再转授给我们。应该说，现在这方面看起来有用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总觉得这两年复旦的教育对于我们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始终是受用的。
前两天，我还和同班同学周叔莲一起回顾我们在复旦度过的日子。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就是蒋学模先生教育我们怎么学习经济学、怎么去做研究。那时，应该说课程的内容是很枯燥的，就是对着苏联教材“照本宣科”，但是仍然保持着原来大学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我参加了好几个社团，其中一个社团就是科研社团，指导老师就是蒋学模先生，他是从怎么做卡片教起，直到对于你的论文框架结构、逻辑线索应该怎么展开。现在我还记得，比如“做卡片的时候不要满篇抄，要按照最小单位的原则，要把最精彩的概念、最精彩的分析框架用最小的单位写在一个卡片里，这样你才能够受到启发”。他们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尽心尽力地教我们。
还有，就是（教）我们《资本论》的老师漆琪生教授，当时是把那样一个很深奥而且显得有些枯燥的课程变得非常引人入胜，那是贯穿着一种精神。当时我们就在漆琪生教授身上看到他的老师的影子，那种探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意念和毅力。后来，我自己也教过，就是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教过《资本论》，也听过别人讲《资本论》，但是都没能达到漆琪生教授那样的境界，那不是一个“教书匠”的境界——而是把自己的灵魂放进去了，大家应该可以理解我们当时受到漆琪生教授的熏陶。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当时我有很多感受，但是没有能够把它概括出来。后来，在我们纪念复旦100周年那一天，全体起立唱我们的老校歌的时候我悟出来了，这就是刚才杨校长讲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精神，以这样一种精神来为我们国家的复兴去掌握知识、创造知识，并且学以致用、经世济民。我想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工作经历中是能体现出来的。
我们系建系之初的情况我知之甚少，但是我可以想象。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迎来过一次“小阳春”，当时的经济发展跟现在相比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是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在30年代的“小阳春”里，我们复旦的经济系显然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在风云变幻的“文化大革命”末期我们回到了北京，我记得复旦的同学又经常聚在一起，比如周叔莲、汪海波和我经常聚在一起苦苦思索，为什么中国会走到那一步？在思索的过程中，我们就用新的知识、新的经验去批判地考察了我们已经掌握的、学得的知识。应该说用现在的尺度去看也许还说不上大彻大悟，但是已经把握住了中国发生这么大灾难的根本性原因，特别是我们专业所涉及范围内的原因。那个时候我和周叔莲、汪海波酝酿了很多文章。“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就变成了北京有名的批判家，就是对于旧体制的批判和对于新体制的期盼，对于新体制的方向做了许多初步的探索，秉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复旦精神。
到了下一个“转折”，就是在1990-1992年的“转折”，现在这个“转折”看起来好像就是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实际上在1992年这一目标的出台是经过了一年多的政界人士和学界人士共同做了认真努力的结果。最近报上发表了我们的（复旦）同学江春泽帮助陈锦华同志做的研究成果，因为江春泽当时是在体改委；我们复旦的一些同学，像周叔莲、汪海波和我都积极参加了从邓小平1990年12月和江泽民、李鹏的谈话中提出要搞市场经济（的讨论），之后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和中国支持改革的领导人一起深入地进行研究，最后到了1991年10至12月，江泽民总书记召集了11次座谈会，讨论世界的形势，讨论“（东欧）剧变”的原因，着重讨论了中国。江春泽和我都参加了这些座谈会，不是就政治口号本身，而是做了很深刻的理论研究。其中有政治学家，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学家。像我们这两个复旦的学子都积极参加了这项准备工作，所以才会有1992年6月9号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给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定调”，那次讲话中江总书记讲到他倾向于在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而且他的讲话里用了经济学的专业术语，用专业术语给“市场经济”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在这种经济中市场的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现在，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次新的转折关头，（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召开十八次代表大会了。我们许多人都认识到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街口”，有人把它叫做“三岔路口”，到底要向何处去将要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显然，新的历史机遇所要求做的思想理论学术准备不只是我们经济学。但是，很明显，经济学仍然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性课题。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发挥我们复旦的精神，为我们国家的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