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我们应有的理论自觉、理论担当。
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创造了最有活力的传播场景。放眼全球，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有中国如此生动、精彩的新闻传播景象，在日新月异的新闻传播场景中，涌现出海量、鲜活的新闻事实、中国经验。正在深度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提供了最具活力的实践场景。
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深度媒介化密切相连，传播技术不断迭代，数智时代加速演进，传播格局、舆论生态、媒体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舆论场格局充满不确定性，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已经超出了既有知识体系的解释边界，亟须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进行知识创新和理论突破。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实践汇聚了传播变革中最丰富、最广阔、最具活力的新闻传播现场，新闻传播学由此获得知识创新的广阔沃土。面对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伟大跃迁和中国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回答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时代性命题，既不能从外来的知识库中寻找现成的答案，也不能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存量和方法“工具箱”吃老本。这是因为，现有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已不足以系统、有力地解释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中国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不应满足于对外来理论的“复制粘贴”，也不应满足于对既有知识存量的“小修小补”，而应调动基于中国语境的“在地化”的鲜活知识，深究问题背后的知识逻辑和规律性，建构内蕴中国价值、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需的“主体性知识”。唯有立足中国大地、深耕实践沃土，展开系统性的知识创新，方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须回归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现场。新闻传播学是“实”学，它从广阔无垠、涌动不息的实践中而来。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应回到生机勃勃的新闻传播实践中去，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求得精准的匹配，在波澜壮阔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求解真知。应将波澜壮阔的新闻传播实践作为原生态的知识创新实验室，对冒着热气、带着露珠的一线经验进行知识萃取、理论提炼，获取知识结晶，充实并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图谱。须立足中国问题语境，基于中国问题逻辑，从中提炼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形成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原创性理论。
正在加速迭代的智能技术，其影响是全域性的，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交互变革，打破了此前传媒业清晰的职业壁垒，传媒系统边界不再泾渭分明。打造“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四全”媒体与社会系统的勾连更加深广，社会媒介化、媒介社会化双向渗透、相互形塑，催生全新传播生态和媒体格局，重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已成为连接个体与组织、国家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元行为”，传播问题则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元问题”。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此前基于大众传播时代的问题边界，新闻传播现象、问题背后的特征、规律与机理发生深刻变化。
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范式创新。快速发展的智能技术所释放出的天量级的辐射效应，几乎波及所有学科领域，打破了既有的学科边界。此前相对明确的学科边界日渐模糊，专业“护城河”不复存在，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冲破了知识的“楚河汉界”，甚至颠覆了知识生产的逻辑。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必然趋势，学科范式转型则是大势所趋。
智能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个颠覆性变化，就是非人类传播主体的诞生。智能体成为新传播主体，越来越广泛介入人类社会系统，人机共生的新交往关系刷新了新闻传播知识的问题前提。此前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和方法，是基于人作为传播行为主体的新闻传播理论与方法。人工智能作为强大的非人类行为主体的介入，改变了基于“人—人”传播逻辑的新闻传播学逻辑。因此，原先的新闻传播学知识、理论已难以有效解释新问题、新现象。
知识创新是基于对问题背后规律性的发现，新闻传播知识则是对新闻传播规律性的认识与把握。智能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范式转型，不能脱离中国新闻传播语境，不能抽离价值取向、挤干社会关切，而是必须基于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实践。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性是前提也是规律。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发展、开放式的过程，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步伐不断丰富发展，并不断回应时代提出的新挑战、新问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传播与全球领导力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