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亟待改变。工业布局不合理、西部高教力量薄弱，是横亘在国家经济建设面前的两座“大山”。
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迁重庆，一批批医务工作者和医学教育者响应国家号召，辞别繁华故土，一路向西。他们白手起家建医院、立院校，填补区域医学空白，播撒济世救人的火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当前，健康中国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其中，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是重要举措。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初心历久弥坚。《健康报》特别策划，寻访医教先辈向西而行的足迹，挖掘藏在院校史册里的红医初心，让“西迁精神”映照卫生健康事业前行之路。其中，选取刊登了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金力的文章《“一分为二”，拓展西部医学版图》。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第一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勇担使命，回应国家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发展需要。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广泛征询上医创始人颜福庆等师生员工意见，创造性地提出“母鸡下蛋”方案——将学科带头人、师资、设备一分为二，由上医在重庆孵化一所新的医学院——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以下简称“重医”）。陈同生奔赴北京，向党中央面陈方案并获批。同年，中央发出电文，正式确定“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
1955年，上医成立重医师资配备委员会，确定重医2/3的教学人员、1/3的行政人员由上医抽调。颜福庆和陈同生多次亲赴重庆协调选址、基建事宜，组织调配师资和设备，次年，重医如期开学。1955—1960年，先后有400余名教师、医务人员、管理干部西迁重庆，约占当时上医教职员工总数的一半，其中功成名就的医学翘楚有30多位。
上医为重医提供的解剖器械
建校初期，重医教学、科研工作急需图书资料、标本、仪器设备，凡上医有两套的，都支援重医一套；上医教师在赴渝教学前自备教材、图表与幻灯片，制作标本；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部分科室及相应重点学科力量随之西迁；上医儿科系成建制迁渝，与附属儿科医院西迁医护人员创建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一系列医疗力量的支持为重医附属医院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根基。
在这场征程中，上医人抛开个人取舍，用行动诠释了“国家需要在哪里、上医人就在哪里”的内涵。著名传染病学家钱惪是时任上医最年轻的副院长，他受命率队西行、扎根重庆、深耕医教事业50余载，后成为重医建校以来唯一被授予名誉校长称号的人。外科学家左景鉴将上海房产全部交还国家，举家西迁，筹建重医附属第一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首批赴渝5人之一的内科学教授郑伟如一接到任务即毫不犹豫地动身，此后在重庆，投入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在教书育人、救死扶伤之中。
传染病学家钱惪
小儿传染病学专家石美森首批入渝，出任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首任院长；石美森的妻子、妇产科专家凌萝达同行，在全国首次提出“头位难产”理论，树立20世纪我国难产学术领域的重要丰碑；呼吸病学专家王鸣岐创建了西部地区最早的呼吸内科专业；传染病学专家张定凤在重庆创立全国首个病毒性肝炎研究所，率先开展乙肝免疫治疗；精神病学专家张逢春编撰了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精神疾病治疗学的著作《精神病治疗学》，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几十年来，上医、重医一脉相承，近年来，双方更是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在此基础上，复旦大学各附属医院还支援了江西、四川、贵州、云南等9个省（自治区）的上百家医疗卫生机构，连续多年派遣银龄教师“鹤发出征”。
从黄浦江畔到嘉陵江边，上医人听党指挥、爱国奋斗的传统从未改变。新征程上，这段弦歌不辍的历史将继续激励新一代医务工作者，在为人民服务、为强国奋斗的道路上，接续荣光、再立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