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出生率下降、老龄化成为当前人口发展的主要趋势。如何理解这一现状？4月1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称，从人口发展规律看，这实际是一种正常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是社会经济发展、女性地位提高以及家庭观念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
彭希哲长期在中国人口动态和人口政策、老龄化和社会政策、社会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等几个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关的领域，从事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其研究成果为“全面二孩”政策等提供重要参考，且推动国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彭希哲看来，无论是鼓励生育，还是完善养老服务，政策设计都应更加突出以家庭为中心的理念，围绕家庭这一核心载体进行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和观念引导。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家庭、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从全球发展趋势看，很多国家一方面不断延迟退休年龄，另一方面为老年人继续就业创造更加有利的制度与社会环境。而中国的老龄化，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上，更体现在向高龄化、长寿化发展。因此，彭希哲提出，应区分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与领取养老金之间的不同。退休主要意味着具备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而不应简单等同于完全退出劳动市场。个人是否继续工作，应由自身能力与社会需求共同决定。这既涉及制度调整，也需要观念上的转变，通过宣传与引导，让社会更加接受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中国人口出生率走低、老龄化程度加深
记者：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主要受何影响？如何看待当前中国人口生育水平持续走低？
彭希哲：当前，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即便负增长程度不高，人口规模也可能将在零增长附近波动较长时间。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内部结构变化，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出生人口减少，二是人均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并非中国独有。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这种状态已持续数十年。例如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均已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为应对这一局面，欧洲部分国家通过引入移民甚至难民，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人口总量稳定，同时补充年轻劳动力，但这样也随之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从生育角度看，出生人口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通常用“总和生育率”衡量），二是育龄人口规模。目前，中国正处于“双重收缩”阶段。一方面，整体生育意愿持续处于超低水平，尤其在年轻群体中，表现为不结婚、少生育的趋势；另一方面，适龄生育人群数量也在持续减少。
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自1990年初以来，中国出生人口在10多年间持续下降，这就导致未来10至20年间，25至35岁这一主要生育人群规模将持续缩减。同时，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也相对较低，进一步加剧了出生人口下降的趋势。两方面因素叠加，使得中国未来10年至20年内，无论是总和生育率还是全年出生人口，都难以出现显著反弹。基于多项研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全年出生人口若能达到1000万，则属于较为理想的水平；更可能的区间是在900万至1000万之间，突破这一水平的难度较大。未来，生育支持政策落实将有助于减缓中国出生人口进一步下降趋势，避免出现“断崖式”下滑，给社会更多时间进行结构调整与适应，这也是当前人口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人工智能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广泛使用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劳动力市场等也正在重构之中。多生孩子对于未来年轻劳动力人口的稳定依然至关重要，对于国家强盛和文明传承的作用不言而喻，对于年轻一代自身的成长和家庭职能的承担也大有裨益。
记者：中国老龄化有何明显特征？如何看待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发展形势？
彭希哲：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从国际上看，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主要发达国家均已进入这一阶段，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近年也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随后这一进程持续深化。从官方通用标准看，当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时，即进入中度老龄化，当这一比例达到20%至21%时，则为深度（或重度）老龄化。目前，中国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并将在2034年左右，也即不到10年内，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呈现明显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大。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3亿，65岁以上人口约2亿，约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4%至25%。相比之下，中国总人口占全球比重已降至18%左右，未来这一占比还将继续降低。但老年人口在全球的占比，预计将在未来30年内维持在25%左右。中国也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全球老年人口最多国家的地位，直至2060年前后，印度的老年人口规模才有可能超过中国。
二是老龄化速度快。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中国仅需要30多年时间（约从1999年至2034年）。这一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罕见，仅与日本、韩国等少数东亚国家相近，而欧美发达国家通常需要约100年时间完成这一过程。快速老龄化意味着制度调整、观念转变，以及养老保障、劳动就业等政策体系的完善，都面临更强的紧迫性。比如，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约在1995年开始建立，至今不过30年左右，尚在完善过程中，却已开始承受来自深度老龄化的巨大压力。
三是地区差异显著。尽管全国整体进入老龄化阶段，但不同地区差异较大。例如，青海、西藏等地尚未完全进入或刚刚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已接近或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这一差异主要源于中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也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提供了区域间调节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政策难以“一刀切”，必须根据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和老龄化程度进行差异化设计。
中国的老龄化，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上，更体现在向高龄化、长寿化发展。所谓高龄化，通常指80岁及以上人口在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例如，上海80岁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20%，且仍在快速上升。未来10至20年，中国不仅将从老龄化迈向高龄化，还将进一步进入长寿化社会。长寿化的背后，是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2024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约79岁，“十五五”规划目标是提升至80岁以上。推动这一趋势的关键动力包括生活水平提高及科技发展进步，尤其是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从抗衰老研究到健康产业扩展，这一领域不仅进展迅速，也孕育着巨大的经济潜力。
鼓励生育、完善养老政策，应注重“家庭”理念
记者：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您认为生育政策应如何优化才能避免简单追求刚性目标？
彭希哲：近年来，国家出台的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其意义不应仅以增加多少出生人口来衡量。因为这些政策不仅是以鼓励生育为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和整体社会福祉。其成效应更多体现在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提升，而非单一的人口数量指标。在生育支持体系中，其目标是让年轻人敢结婚、愿生育、多生育，但并未设定明确的量化指标。因为在新发展阶段，更可行的路径是通过宣传引导、福利提升、服务供给等促进观念转变，逐步影响生育决策。
当前，生育支持体系还有待完善，应加强对“家庭”这一核心载体的重视。因为年轻人选择结婚、生育的前提，在于是否认同组建家庭的意义。事实上，家庭无论是对个人成长，还是对文化传承、社会运行而言，都是重要的基础单元，是多种功能的综合载体。比如，社会“一老一小”（既要照顾老年人，又要抚育孩子）问题日益突出，其核心枢纽正是家庭。然而在政策制定中，生育支持与养老保障往往分别考虑，前者面向年轻人、儿童，后者面向老年人，缺乏以家庭为中心的系统整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效果。
无论是鼓励生育，还是完善养老服务，政策设计都应更加突出以家庭为中心的理念，围绕家庭这一核心载体进行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和观念引导。生育支持体系方面，除了直接降低生育养育成本，也要加大对家庭功能的支持与赋能，增强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之间的协同。养老领域亦然。现实中，年轻人组建家庭后，既要工作，又要抚育子女，还需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在时间、精力和财力上面临较大压力。因此，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支持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养老责任完全由政府或社会承担，家庭仍然是最重要的责任主体，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载体。
记者：为什么现在一些年轻人对结婚生子、组建家庭的意愿越来越低？如何构建家庭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彭希哲：当前，人们的家庭观念正发生变化。一是，男女平等在社会和家庭中尚未充分有效地实现，部分年轻人对婚姻、家庭持更为谨慎的态度，甚至认为组建家庭是一种负担；二是，随着收入来源、社交方式和情感满足方式日益多元，传统家庭的部分功能有所弱化。例如，社交网络和虚拟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现实中的情感连接，使人们对婚姻的依赖下降；三是，从抗击风险看，家庭原有的保障功能也被社会保障体系所部分替代。正是由于家庭过去所承担的部分功能，被其他方式所替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组建家庭的动力。因此，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生育的现象逐渐增多。
尽管一些年轻人认为家庭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在关键时刻，家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购房、育儿等重大生活事件中，在劳动就业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中，家庭支持依然至关重要。这说明，家庭虽然在日常交往中的作用相对弱化，但仍然承担着基础性、托底性的功能。随着社会发展，人际交往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关系网络，逐步扩展到以职业关系为纽带，再到信息时代的网络社交，个体的社会连接日益多元。尽管家庭网络在个体生活中的作用有所下降，但其依然发挥着更基础、关键的支撑作用。
因此，有必要对家庭观念及相关政策进行重构，并将其与生育支持和养老服务进行有机结合，重新界定家庭、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目前，政策通常根据不同年龄群体进行划分，予以分类支持，例如儿童友好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等。而如果从家庭角度出发，也可以形成以家庭为核心的综合支持体系。所谓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是指人们愿意组建家庭，家庭能够正常承担抚育子女与赡养老人的功能，并且在面临风险和困难时，可以获得来自社会的支持。在这样的体系中，社会力量是多元参与的，但家庭始终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主体。如果忽视家庭的重要性，就可能导致在生育与养老过程中，家庭逐步退出，而由政府或社会完全替代其功能。然而，从实际运行看，政府的角色更多应是补充性、兜底性的，而非完全替代家庭。
记者：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上海作为超大城市，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生育政策如何结合区域人口增减的分化趋势，避免全国“一刀切”？
彭希哲：面对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上海应将生育政策、养老政策统筹考虑，推动形成更加精细化、协调化的人口政策体系。
当前，上海的很多政策以居住地为基础来制定，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也产生了新问题。以生育支持为例，部分福利性政策可以依托居住地实施，但与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如工作场所环境、通勤条件、城市交通、公共空间以及儿童设施等，与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公共服务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这类政策更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统筹规划，而不应仅局限于居住地层面的安排。
进行生育、养老政策设计时，一方面应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提供相对均衡的教育、养老等服务，减少因资源差异导致的人口流动扭曲。另一方面，也需要兼顾各区域在财政能力、资源禀赋等方面的现实差异，在均等化与差异化之间取得平衡。上海应推动生育支持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在全市范围内实现更高水平的统筹协调，逐步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上海已经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具备了必要的条件，通过在市级层面加强统一规划与制度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区域差异带来的问题，也有助于避免生育与养老政策执行中的碎片化、不平衡问题。
退休不等于退出劳动市场，应支持“活力老人”就业
记者：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结果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从而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活力减退、社会保障体系失衡等挑战，如何通过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彭希哲：如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时期，主要体现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以及科技快速发展等方面，使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人口结构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面临一系列随之而来的新挑战。
传统认知中，人口老龄化往往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者平均年龄上升，从而可能带来劳动力短缺和创新能力下降的风险。但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很多重复性、规则性较强的劳动正在被替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也随之调整。现实中，劳动力总量不足的问题并未显现，反而在部分领域出现就业竞争加剧的情况。
与此同时，关于年龄与创新能力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也正在改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年轻人更具创造力，而老年人创新能力较弱。但随着技术工具的广泛应用，个体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生理与认知的限制。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年长群体在工作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都得到延展。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正在被科技进步部分对冲甚至重塑。不过，未来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代或增强人力，目前尚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科技为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
相比之下，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更直接。以养老金制度为例，当前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即由在职人群缴费，支付退休人群的待遇。当缴费人数减少、领取人数增加时，制度运行的压力会逐步显现。近年来，相关改革在不断推进，例如发展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制度，以及逐步推动延迟退休。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寿命持续延长正在改变制度的基本前提。过去，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相对有限，而在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如果退休年龄维持在较低水平，退休后的生活周期显著拉长，那么养老金支付期将大幅延伸，这对制度可持续性提出更大的挑战。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工业化时期开始逐步建立的，其前提是人口变化较为缓慢、就业模式相对稳定、技术进步节奏有限。但在当下，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原有制度逐渐显现出不适应性。例如，就业形式方面，传统上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稳定就业正在减少，灵活就业、兼职工作以及非标准就业形式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以固定年龄作为退出劳动市场标志的传统退休制度，也面临调整压力。
事实上，应区分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与领取养老金之间的不同。退休主要意味着具备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而不应简单等同于完全退出劳动市场。个人是否继续工作，应由自身能力与社会需求共同决定。因此，未来应推动社会观念与制度设计的同步转变。一方面，需要对养老金制度深化改革，以增强其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认识工作、退休与社会经济活动参与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更加灵活、多元的制度安排。
记者：如何开发利用“活力老人”（60-69岁）这一人力资源？支持老年人就业会和年轻人“抢饭碗”吗？
彭希哲：现在国家特别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三个重要方面，一是生育支持体系，二是养老服务体系，三是老有所为。之所以重视老有所为，是因为“活力老人”依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充足的体力。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不仅无法发挥这些优势，反而需要年轻人赡养。事实上，现在很多退休老人都有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欲望。当他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时，不仅能延迟领取养老金，并通过工作获取更多的收入，还能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因此，需要激发这部分人力资源的潜力。
要想让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需要创造相应的条件，另一方面还要为他们赋能。这是因为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社会认知可能已经过时，在信息时代，他们需要重新学习。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老年大学一位难求。不过，很多老年大学的课程，还是以琴棋书画等兴趣爱好为主。我认为，老年大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就是让老年人通过学习培训，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提升能力，为社会做更多贡献。当然，不可能所有老年人都愿意重新参与工作，老年人口的社会经济活动参与是以个人自愿为前提的。对于有意愿的老人，如果能为其提供相应的教育赋能，他们就可以发挥余热。由于中国的老年人数量庞大，仅“活力老人”就有1亿到2亿。如何利用好这部分人力资源，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
近日，《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发布，鼓励老年人就业。很多人担心，这会抢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不过，虽然老年人与年轻人在部分岗位上仍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交叉，但整体上往往处在不同的劳动就业市场中。年轻人的就业岗位通常对体力、反应速度和技术能力要求较高，而老年人的就业岗位，则对经验依赖较强，对体力要求相对较低，且工作节奏相对灵活。教育工作、医务工作、服务性行业等都是老年劳动力再就业的重要领域。同时，也需要打破对老年人就业的刻板印象。老年人再就业，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全职工作，而更多表现为灵活就业形式。例如每天工作数小时、每周工作若干天等。这种参与方式，更符合其身体状况和生活节奏。
从需求端来看，企业之所以愿意雇佣老年人，一方面是因为，老年人具备丰富经验和较强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其已经领取养老金，在再就业过程中通常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用工成本。因此，在满足岗位需求的前提下，企业有动力吸纳这部分劳动力。不过，依然存在制度层面的阻碍。例如，老年人再就业后的工伤保险、劳动关系和税务安排等问题尚未完全理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就业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一些企业通过商业保险等方式进行补充，但整体制度仍需完善。
正因如此，上海出台相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政策层面明确导向，推动老年人就业，但仍需要在法律、社保、税收等方面进行进一步衔接和细化。事实上，上海具备推进老年人就业的优势。一是，上海老年人群体整体教育水平、技能水平较高，特别是60岁左右的退休人群，大多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二是，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就业岗位类型多样，服务业发达，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多参与空间；三是，上海作为国家创新中心城市，也具备在制度层面进行探索和试点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