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奇迹，经济增长绩效显著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汇的时代背景中，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转型。
此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倚重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贸易和国内制造业投资，现阶段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体现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体现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推进水平。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扩大内需对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意义（洪银兴、王辉龙、耿智，2023；金梦迪、段雨晨、李彬，2024）。在“两个大局”交汇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压舱石”“增长极”功能必须凸显，其对我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具有关键作用。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型与城乡结构转型在同步推进，当前我国正在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向城乡融合发展，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是我国社会实践的特征事实（刘守英、王一鸽，2018）。两种转型相互叠加，意味着在理解我国内需扩展问题时必须联系城乡关系变动，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观察、思考和探寻我国内需扩展的动力源泉，既有理论逻辑上的必要性，也有社会实践上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需求的主要特征
经济学通常从供给、需求两个维度来理解经济运动，但这两者并不是割裂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体系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组成，这些环节构成了一个虽有差别但相互联系的有机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牵引或引导着投资需求的规模、层次、结构。从经济连续运动的角度看，“消费也是另一种投资”（盛松成，2024），投资所形成的产品只有转化为消费，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才能形成持续投资的要素基础。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解我国经济发展时必须将供给和需求结合起来，关注需求变化的态势、成因及效应。“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的高投资率和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率，提振内需的潜力主要在于国内消费需求”（万广华等，2022）。由于消费需求对投资需求具有牵引、导向作用，因此，本文主要从消费需求视角出发分析我国需求扩展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形下，消费需求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我国消费支出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消费支出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以来，我国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推动了从封闭经济状态向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上等收入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我国消费支出也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消费支出增长助推了我国整体的经济增长，整体经济增长也为消费支出增长提供了基础条件。根据CEIC数据库的资料，按照支出法计算，1978-2023年我国GDP总量从3606亿元增至125.9万亿元，同期最终消费支出从2234亿元增至70.1万亿元，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从1759亿元增至49.3万亿元。这些说明我国消费支出的增长是持续且显著的，居民最终消费在最终消费始终占据主体地位。1978-2023年，我国人均消费支出从151元增至26795.7元，人均消费支出绝对数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
第二，居民消费率在时序意义上存在波动。考察消费变化需要将绝对数和相对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得出完整准确的判断。1978年以来我国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呈现出明显的波动趋势。按照“波峰-波谷”方法来划分，1978-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支出/GDP）经历了如下波动阶段：1978-1981年的增长阶段（从48.79%增至53.39%），1981-1993年的下降阶段（从53.39%降至44.12%），1993-2000年的增长阶段（从44.12%增至46.96%），2000-2010年的下降阶段（从46.96%降至34.63%），2010-2023年的增长阶段（从34.63%增至39.19%）。这说明在不同时段居民消费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和方向存在差别。从整体上看，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或本世纪初期，现阶段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处在相对较低的位置。
第三，居民消费率在国际比较中相对偏低。除了时序意义的比较之外，国际比较也是理解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化的重要视角。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的资料，1978-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有波动，但整体下降趋势比较明显，即从47.8%降至37.4%。横向比较来看，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5.3%）、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8.0%）以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7%）。2022年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居民消费率为：美国（68.0%）、日本（55.6%）、德国（51.1%）、法国（53.4%）、英国（61.9%）、印度（60.9%）、巴西（63.1%）。与这些经济体相比，我国的居民消费率相对偏低，高增长率、低消费率是跨国比较意义上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第四，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出现趋势性转变。经济增长的过程通常伴随着居民消费行为的转变。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均出现了趋势性转变。1978-2023年居民消费倾向（即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出下降趋势，其数值从88.22%降至68.32%。这意味着：尽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绝对数在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转化为当期消费的程度在下降，居民家庭的储蓄性动机、预防性动机在增强。1978-2023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支出/人均消费支出）从63.9%降至29.8%，家庭消费结构从生存型资料主导转向发展型、享受型、体验型资料主导，人们对健康、数字、绿色、文化等新型消费的需求呈现出增长态势，我国居民在消费层次和结构方面呈现出新动向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需求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呈现出多个特征事实，消费支出在绝对数上持续增长，居民消费始终是最终消费的主体，考察国内需求问题需要凸显居民消费变动这个逻辑主线。从时序和跨国比较来看，现阶段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处在较低位置，这说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市场不仅是巨大的，而且内需增长还有很大的纵深空间”（方福前，2020），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着力提升居民消费率。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提升居民消费率必须关注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以及产品供给结构，厘清这些维度的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实施政策举措。概言之，“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与结构”构成了理解我国内需问题的概念脉络和基本框架。
城乡结构特征影响内需的多重机制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一国经济社会整体的两大部门。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跃迁通常伴随着城乡结构的持续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结构也呈现出从二元对立状态向一体化和融合发展状态的持续转变（高帆，2019）。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形成了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等城乡制度安排，禀赋条件、产业分布、经济制度等因素叠加，导致我国城乡之间存在割裂状态。
1978年之后，我国城乡经济制度发生了持续、广泛的变迁，城乡居民依据价格信号进行商品交换，依据市场机制进行要素配置，收入和消费水平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进入新时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在不断缩减，这些均表明城乡经济社会联系更为紧密，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1978-2023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0%增至64.54%，年均增长1.04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市化率从38.51%增至57.34%，年均增长0.42百分点。
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城市化增长“奇迹”，推动了我国从农村常住人口占主体的国家转变为城镇常住人口占主体的国家。尽管如此，我国城乡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的过程，现阶段我国城乡之间仍存在结构性失衡，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农业农村的不充分发展特征依然突出。这种城乡结构特征会产生多重效应，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国内需求和经济发展动力转型。
一是资源配置效应。居民消费支出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它首先取决于家庭收入水平，而家庭收入与其掌握的资源配置效率紧密关联。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则居民收入就越高，其有购买力的需求规模才可能越大。现阶段我国城乡之间土地、劳动力、资本等配置仍存在效率损失，要素跨城乡、跨产业、跨地区流动仍存在较高成本，要素市场分割和市场扭曲情形仍存在，这种情形对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根据CEIC数据库的资料，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为39.19%，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城镇居民消费支出/GDP）和农村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GDP）分别为39.96%和8.23%，202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为66.16%和33.84%，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显著低于其人口占比，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明显落差。这种情形与资源配置状况直接关联，考虑到第一产业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可以通过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近似地反映资源配置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2023年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分别为3.74倍和3.51倍。部分农村居民难以依靠城乡、地区和产业间再配置来优化劳动力配置，影响其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中增加收入，其对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展以及城乡消费趋同也产生了阻滞效应。
二是收入分配效应。居民消费与收入分配状况紧密相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形下，收入不平等会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橄榄球”状的分配格局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扩大消费。2009年以来，源于城乡要素流动程度的提高以及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的实施，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出下降态势。根据CEIC数据库的资料，该数值从3.11倍降至2.39倍，在收入差距相对数意义上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绩效是显著的。从扩大居民消费的角度看，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依然任重道远（高帆，2024）。这主要表现为：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仍高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1982年的1.82倍），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1.5倍以内）。在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仍呈现出不断扩大态势，2009-2023年这一差距的绝对数从11465元增至30130元。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在时空比较中依然较高，且绝对数在持续攀高，这表明城乡经济差距仍然较为突出，农村居民在收入水平或消费能力上面临比较明显的约束。
三是居民预期效应。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收入水平，而且取决于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基本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会显著影响居民的未来预期和消费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施的城乡户籍制度具有就业管理和公共产品配置等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承担的就业管理功能被显著消除，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得以流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然而，户籍制度承担的公共产品配置功能依然突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在基本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资源的获取中依然有差距。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非农化流转进入城镇就业，但难以在城镇中完成身份转换获得与城镇居民对等的社会保障资源，其结果是在城市形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面临城市融入和身份转化问题。根据CEIC数据库的资料，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化、大规模流转，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始终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23年这两者分别为66.16%和48.30%，前者高于后者大约18个百分点。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率显著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率，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村、镇、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7.71%、11.80%和10.76%，而农村基本养老、医疗等资源供给明显低于城镇。城乡基本公共产品配置差距仍然突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特征仍然明显，农村社会保障资源供给仍有短板，其结果是对居民家庭预期产生影响，进而对居民家庭消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扩展产生抑制作用。
四是供给匹配效应。居民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取决于产品供给的层次和结构。产品供给能否依据需求结构变动变迁做出调整，是影响居民消费状况的一个重要变量。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均发生了趋势性变化，新型消费的需求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这需要技术、产品和产业等一系列创新与之匹配。然而，我国城乡结构特征与这种创新要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偏差。具体地说，一方面，乡村是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其在满足居民健康、绿色、休闲、文化等新型消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现阶段我国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仍存在障碍，现代要素进入农村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的进展迟缓，农村依据市场变动提供新产品新业态整体上处在起步阶段。另一方面，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需要城乡区域之间市场效率的持续提高。现阶段我国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仍在路上，产品供求对接的交易成本依然较高，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含量存在落差。这些因素影响了我国技术、产品和产业的创新程度，结果是产品供给和需求变动之间存在不匹配，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需求充分满足因此受到制约。
进一步扩大内需要求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结构转型关系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动力转型，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着我国的内需扩展、特别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新征程上我国扩大内需要求加快城乡结构转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在广度、深度、力度等方面得以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实践意义不言而喻，城乡融合发展与扩大内需直接关联，它既是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城乡之间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衡，这通过多重机制制约了居民消费增长。对标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持续调整生产关系，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扩展城乡微观主体的经济选择权，提高城乡各类要素的配置效率，依靠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制度性约束，在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形成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
城乡结构的失衡，将影响居民消费扩展。城乡结构失衡源于城乡产业差别、计划经济时期一部分城乡分割制度的路径依赖、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政府-市场关系的调整探索特征等等。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在经济制度层面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持久动力，进而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
一是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出发，用整体、系统、协同的思维来看待城乡关系，从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综合功能来认识乡村价值，不能因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农村劳动力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下降、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下降而忽视农业乡村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在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中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重要内容。
二是加快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市中心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多种连续体，县城是链接城市和农村的关键纽带。必须将县域城镇化放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位置，关注县域内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促使县域公共产品配置与人口集聚趋势相匹配，着力增强县城的产业集聚、就业创造和社会服务功能，放大县城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三是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关联着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也关联着农村居民的要素配置效率和收入增长水平。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城镇内部、特别大城市内部的务工人员市民化进程，缩减甚至消除外来务工人员和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提高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性和再配置效率。
四是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农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由此扩展农民的土地配置选择空间，提高农民的土地配置效率和财产性收入，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形成新组合形态。
五是深化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立足于农业农村承担的多种功能，进一步完善乡村全面振兴投入机制。从农村产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叠加的特性出发，加快发展农村政策保险和商业保险。在城乡要素流动频度加快的背景下，形成与农村金融需求更相契合的多元金融供给方式，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着力形成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相互协同的农村金融体系。
六是凸显数字技术的效率提升作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是当下的时代特征，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电商、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有助于缩减城乡消费差距（李洁、邢炜，2020；冯大威、高梦桃、周利，2022）。为此我国需要加强数字技术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政策等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发挥数字技术对农村产业的改造重塑功能，发展农村的数字、绿色、健康、文化新产品，缩减城乡商品交换和要素对接的交易成本。
七是推进农村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大国小农”仍是我国现代化面临的基本国情，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城乡要素流动和市场需求变化趋势，采用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等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导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促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产业融合发展中发挥牵引功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
八是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也要消除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联着城乡居民对发展成果的分享程度，也关联着城乡居民的未来预期和消费状况。新征程上我国必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在消除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将消除相对贫困问题的重点放在农村地区，在基本公共产品配置中体现农业农村优先原则，提高农村基本养老、医疗、教育等的财政支付水平，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从扩大转为缩减，以此为扩展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国内需求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