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教授在第一财经“国庆大咖谈”栏目发文表示，服务业和建筑业提供了我国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来源，其受疫情冲击严重，恢复缓慢，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当前制造业产能扩张，而价格下降，导致内卷现象加剧，宏观上出现通缩压力。因此，稳增长政策应从侧重制造业转向支持服务业和建筑业，促进这些行业的恢复，以保持和扩大就业、改善居民收入状况。近期出台的支持股市和楼市的政策以及关于就业优先的指导意见，都是切实提振信心、改善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
在最近对疫后经济恢复的定量研究中，我们发现，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营收经历了较快恢复，恢复态势好于疫情前三年的平均值。但非制造部门特别是整个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这个发现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服务业和建筑业遭受疫情负面冲击的程度要远大于制造业，去年以来的恢复也更慢。建筑业的状况深受房地产行业收缩的影响，受到较大冲击。
考虑到整个服务业和建筑业提供了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来源，经历严重的疫情冲击之后，这些领域受损严重，恢复乏力，自然直接会影响到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势必影响到消费支出端的恢复增速。我们从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中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当中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部分是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而这两部分收入的来源均与服务业和建筑业有关，并且至今没有回到疫情前的趋势值。因为这个原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目前仍低于疫情前的趋势值。
另一方面，在服务业建筑业恢复较慢的情况下，制造业在过去四年的产能却恢复较快，生产继续扩张。这是因为我们稳增长政策还主要以制造业增长为重点，结果导致，一方面上游的国有大企业尤其是装备制造领域的大企业，受国家政策的支持，依然保持产能扩张；另一方面，为了求得生存，绝大多数下游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即使不挣钱也仍然继续开工生产。这导致制造业部门更为严重地内卷：生产在扩张，价格在持续下降，而且多数情况下企业不挣钱已是事实。
宏观通缩压力也由此产生。正因为保增长政策的重点在制造业而不在服务业，结果我们看到这几年虽然需求持续疲软，挣钱难，但制造业的生产仍在继续扩大，名义GDP还有5%左右的增长。这造成了宏观与微观上的“温差”。实际上，这些年PPI在多数时间处于负值区间，出现物价总水平的下降，但供给还在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制造业的出口增长好一些，通缩压力就缓解一些。若没有这几年相对强劲的出口增长，通缩压力应该会更大。但给定地缘政治的发展格局，未来出口面临的确定性程度并不高。在这种假设下，稳增长政策的重点自然是要稳内需，但稳内需的重点是稳就业和家庭收入，而不是稳生产。为此，稳增长的政策倾向必须从制造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业和建筑业为主。由于服务业和建筑业受损严重并且恢复滞后，如能出台一揽子金融与财政刺激政策帮助服务业和建筑业更快恢复，就能保持和扩大就业增长，显著恢复和改善居民收入状况，让其回到甚至超过疫情前的趋势值，那么，今明两年GDP维持5%左右的增速是有可能的，而无须出台类似2009~2011年那样的以扩大政府基建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
强调要更好地恢复和发展我们的服务业和建筑业，是因为我们的就业以民间就业和建筑业为主。服务业和建筑业发展得不好，居民收入的增长就成问题。而疫情三年主要冲击了服务业和建筑业，导致经济的供需循环不畅。即使没有疫情这个重大冲击事件，如果制造业发展一枝独秀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很好矫正，也最终会因为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更高阶段而带来宏观上的紧缩压力，这个问题也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理论上说，内卷或供给过多造成的通缩是内生的，并非因为需求受到外部冲击而引起。
从根本上说，这是政府在推动GDP增长中过分倚重制造业而轻视服务业的认知和行为造成的。甚至我们整个政府体制都是围绕生产而形成的。这个做法在我们30年前需要加快推进工业化的那个阶段上是发挥重要作用的，但现在这个模式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不然，宏观上就必然会面临再平衡的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
笔者注意到，多年前高层认识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2016年开始在宏观政策上做出了一些调整，提出要加强对供给侧的改革，希望压缩过多的低效生产能力，强调未来要防止投资过度，希望以适度的总需求水平逐步把供需调整到新的均衡上。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央行的货币政策和对利率的调控思路也开始强调跨周期和逆周期的结合，创新更多结构性工具，尽量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
但是，这样的政策要产生预期效果还需要内外部环境相对有利才行。后来不仅外部形势发生了迅速变化，而且疫情暴发又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种复杂局面下，高层重新提出了要把扩内需与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的宏观政策总框架，并再次强调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但要防止稳增长的政策简单回到老路上去，就需要寻找到好的突破口。即便要推出货币与财政的刺激政策包，也只有将靶向调整到服务业和建筑业的恢复发展方面，真金白银支持民间就业和居民收入提升，才是落实扩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突破口。简言之，经济要稳中求进，刺激政策要能产生预期效果，还是要从那些有助于扩大民间就业和恢复居民收入增长与信心的领域入手，而这也正是经济遭受疫情冲击的要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9月24日央行与证监会联手出台支持股市恢复和繁荣的金融政策，要比出台支持基建投资的政策更好。支持资本市场繁荣的政策对于改善市场信心和居民的财富效应有重大利好。同样的道理，26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全力支持楼市“止跌回稳”也相当重要，一方面帮助恢复和提振楼市信心，另一方面也帮助更好恢复建筑业的经营状况，带动更多居住服务业需求的增长，对于改善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需求也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出台了就业优先和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走向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在此之前还出台了关于促进居民消费的指导意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考虑实施新一轮稳增长的刺激政策时，要以这些意见为依托，用真金白银帮助到经济的最底层就业人群，切实促进服务业和建筑业更快更好恢复到疫情前的状况，从而恢复其收入预期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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