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世界知识》2024年第19期
“核禁忌”是国际学界在关于核战争的伦理道德问题上探讨时间较长且影响力较为深远的理论学派，指的是，由于核武器的超杀伤性和非人道性，将不使用核武器作为一种禁止性的规范。长期以来，“核禁忌”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随着这种规范不断深入人心，人类文明终会走向无核世界的美好未来。
国际政治现实与这种理想主义的期待大相径庭——乌克兰危机延宕不决，美俄核军控体系几乎崩溃，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部分核大国持续提升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不断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积极研发先进的战术核武器；国际防扩散和军控体系承受巨大的压力，核扩散和核事故的风险只增不减。
面对日益迫近的核战争威胁，人们不禁要问：“核禁忌”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为何衰弱？
关于“核禁忌”的第一波研究浪潮大约从冷战时期持续到本世纪头十年，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何二战之后核武器从来没有在战争中被使用过。由于核威慑理论只能部分解释有核武器国家之间为避免遭受报复而没有爆发核战争的情形，一些建构主义学者，如理查德·勒博，提出决策者因受到国际规范和伦理道德的压力而放弃使用核武器。这一流派的集大成者是罗伯特·杰维斯的学生尼娜·坦嫩瓦尔德，她在2007年出版了专著《核禁忌》，一时声名鹊起。坦嫩瓦尔德写道：“‘核禁忌’作为一种禁止性规范使得决策者面临巨大的伦理道德压力而无法做出使用核武器的选择。”这种禁止性规范源于多重因素，包括二战后全球性的反核和平运动，对于重建国际人道主义规范的诉求，以及领导人自身的道德感等。该理论与当时由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威廉·佩里、山姆·纳恩组成的“四骑士”所领衔的废除核武器运动，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布拉格发表“无核世界”演讲相呼应，标志着第一波研究浪潮到达顶峰。
“核禁忌”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质疑，尤其在奥巴马政府“无核世界”倡议虎头蛇尾，甚至在核政策上“开倒车”后，批评声音开始增多。过去十年开启了第二波研究热潮，通过广泛的实证调查和访谈，集中考察了公众而非精英们对核武器使用问题的态度。大部分研究都采用量化分析，部分结合了心理学实验方法，检验指标也更微观深入，涵盖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俄罗斯、日本等国。跨国比较结果有助于发现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可能造成的影响，多个实证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不少相似结论，比如与使用化学武器的禁忌相比，公众认为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并不那么强烈，尤其考虑到核武器经常与国家的“强大”和“现代化”相联系。以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等极端场景为假设，大部分受访者都接受使用核武器。
这些研究结果令“核禁忌”的支持者及和平运动人士瞠目结舌。过去三年在《国际安全》《安全研究》等顶尖国际期刊上的辩论交锋反复进行。支持“核禁忌”的学者认为第二波实证研究存在严重学术道德问题。如果广泛传播“大多数人对使用核武器并不那么担心”的结论，可能会鼓励决策者使用核武器，甚至成为推动核战争的罪人。实证派中斯科特·萨根这样的泰斗级人物则公开辩称，“学者们有积极的责任来理解公众的危险态度，从而让我们也能想出最有效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态度。”
《国际研究评论》于2021年推出《在世界政治中的不使用核武器：走向第三波“核禁忌”研究》特刊。从现实角度看，聚焦“核禁忌”问题对降低核战争风险至关重要。从理论角度看，第二波实证研究引起更大争议，在变量控制、样本选取、统计方法等技术性问题方面也有待改进。面对核风险的系统性压力，国际学界呼唤以“核禁忌”为代表的国际伦理回归，并开启了第三波研究热潮，尝试尽可能对政治精英的“核禁忌”态度进行实证，并分析公众和精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核决策的影响。此外，对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研究仍有待展开。
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与“核禁忌”理论的追求高度一致。今年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提出60周年之际，中方向五核国机制进一步提出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主张，有力捍卫了“核禁忌”规范，并在减少战略风险、促进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中国的核实践也为未来“核禁忌”理论研究及相关国际规范塑造提供了舞台。
（作者为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