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为改革提供新的动能和创造新的空间。
四个发力点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总体定位是制度型开放，参照系是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路径包括国内层面的自主开放、单边开放，以及国际层面的双边开放、区域性开放和多边开放，目标是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具体安排有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外贸体制。首先要注意政策协同，避免政策不一致性；其次要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等的发展；最后要建设各类贸易平台，包括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集散分拨中心、国际物流枢纽中心等。二是改革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体制。首先，优化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要对标一流。其次，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增加鼓励类，缩减限制类，取消制造业外资利用限制，推动服务业外资利用有序开放。再次，促进外资国民待遇生命周期全覆盖。最后，提升外资和对外投资在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中的作用。三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要促进陆海联动、东西互济，形成全面开放格局。要强调功能分工，打造形式多样的开放高地。此外，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四是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词是“共建”和“高质量”，要 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涉及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要加强多边平台建设，构建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同时，兼顾标志性项目和“小而美”项目。
三重挑战
在目前的国内国际环境下，高水平对外开放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一是开放什么？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以追求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贸易协定、贸易谈判越来越少，这给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了挑战。首先，开放缺少有效的参照系，更难对标和评估；其次，开放走向自主和内驱，取得的进展可能与贸易伙伴的期待不一致；最后，开放受外部环境的拖累，开放的速度和效果可能不及预期。二是向谁开放？在贸易保护呈上升势头的背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寻找对象国和伙伴方面也存在挑战。不少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前沿后撤，越来越难以成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对象国和伙伴。同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有自由化和便利化，往往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单边开放，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并不能成为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有效支撑。此外，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对全球化的质疑，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对于自由贸易尤其是与中国贸易的看法，并给它们制造“选边站”的难题，撕裂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合作，也恶化地缘政治的安全。三是在贸易保护蔓延的环境下，高水平对外开放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收益。这主要表现在：贸易增速下滑，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速都呈收缩的态势；投资增速下滑，由于发达国家的政策限制，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的增速也趋于下降；贸易谈判放慢，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围绕贸易的谈判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频繁的贸易摩擦。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对内放开协同发力
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这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是惠及全球的事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二是高水平对内放开不拖延。受疫情“伤疤效应”的影响，不当的管制和限制还在一些领域或明或暗地存在着。要盘活国内贸易，激活国内投资，不仅要增强国内投资者对国内市场的信心，同时也要让国际贸易伙伴相信中国市场有获利机会。开放和改革需要双向促进、双向奔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水平对内放开需要协同发力，以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为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