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他十分注重家庭教育中家风家教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以及红色家风家教的传承，他对下一代充满着期待。
望道先生是笔者的父亲，笔者与望道先生一起生活了28年，在望道先生家风家教的熏陶下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望道先生“以红灯记的那革命家庭比作我们家庭”的红色家庭教育理念，更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成长，同时也影响了我下一代的两个孩子。
父辈留给我的家风家教
我是上世纪40年代末上海解放后，才从浙江义乌乡间回到我父母亲身边的。来到上海后父母亲即带我去市区北四川路商店购买衣服，把我一个乡下的孩子打扮得与城里孩子一样。当时我们住在复旦大学的第一宿舍17号，父母亲为了照顾我，还专门为我在他们睡的房间放了一张小床。
在父母亲的身边，我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我当时就读于复旦校区的国权路腾飞小学。在去学校前，父亲跟我说，我们想把你的名字改一下，你原来叫“陈振兴”，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处处都是新面貌，就叫“陈振新”吧，改一个字，从那时起我就沿用“陈振新”这个名字了。无意间，我这个小孩子第一次接受了要爱新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我就读腾飞小学时，由于浙江义乌的家乡话与上海话相差很大，我既听不懂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也无法与同学交流，加之乡间教育与上海大城市教育之间的悬殊差异，我当时的学习压力很大，且男孩子多顽皮，不爱读书，所以学习成绩也不好。父亲在接到腾飞小学送来的成绩报告单后，仅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了“新从乡间来沪，语言生活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这么几句话，签字並盖上红印章后微笑着摸摸我的头，叫我带给老师。父亲当时的和蔼可亲、信任和鼓励的教育方式，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初中升高中后，我已是一个大小伙子，父亲完全可以不管了，但是当他看到我高一的成绩报告单时，因为班主任老师在评语栏内写了“要注意遵守作息制度，看书不要太晚”一句话，他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家长栏内写了这么一句话：“看书时不要不注意身体健康”。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此后我极注意锻炼身体，在高中三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晨练的习惯。讲到这里，我自然想到了父亲在复旦大学1962年迎新大会上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希望你们都能努力学习，争取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方面都能有新的成就”（《陈望道文存全编 第7卷 p.287》）。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父亲对我们孩子成长的又一要求。
在我就读高三面临选择要考的大学和专业（文科还是理工科）时，我问父亲是读文科还是读理工科，父亲说，你先去听听班主任的意见，然后自己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是，读文科或理工科都可以，都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父亲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但他却没有要我必须读文科。
父母亲不但关心我身体的健康，也十分关注我思想上的成长。在我读初中和高中时，班主任老师都对我要求严格，在他们的教育下我初中即加入了共青团，从初中到高中的几年时间里我一直都是为同学们服务的班干部、团干部。在那段时间，父亲常对我说，我以党外布尔什维克标准要求自己，你也要以党外布尔什维克标准要求自己，受父亲潜移黙化的影响，我在读高三时第一次提出了要求入党的申请。
在我就读小学和中学的这段时间，父母亲工作都十分繁忙，但他们不但提供了一般父母都会给予子女的衣食住行，还念念不忘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在复旦校区，从小和我一起玩大的朋友，每当提起这些，都会为我有这样的父母亲而感到高兴。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当了老师，后又分配到复旦大学工作（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后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为此父亲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能来复旦工作，我很高兴，但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对于别人而言做错了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是复旦大学的一校之长，我作为复旦的一位普通老师，父亲对我要求更严格，是完全应该的。
在我读小学、中学和大学直至工作的十几年中，父亲不但严格要求我们，也严以律已。
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他不但是复旦的校长，还是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的军政委员会的文化部长、高等教育局局长，上海市的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也为了接待外宾的需要，复旦根据市里的安排，买下了国福路51号一幢别墅请陈望道先生入住，父亲说“我们只有三口人，这房子太大，不要！”后经学校有关领导再三劝说，並同意父亲提出的仅住楼上几个房间、楼下全部作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用要求后，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因为工作需要，当时市里还专门为他安排了一部工作用车。在我读高中期间，一次手术后要拆线，父亲的秘书建议用他的车送一下，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不可以，让他乘三路有轨电车去！另有一次，我儿子发烧要去医院看病，想搭他的顺路便车，他也是不同意。
在家里我是最小的，上面还有两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姐姐，我大学毕业后他们的孩子也都工作了。大姐的女儿主动报名去了新疆工作，二姐的女儿毕业后分配在浙江工作，仍多次提出要求，希望能调来上海工作。父亲在得知大姐女儿自愿去新疆工作后对她说：“我们家里原来有两个大胆人，一个季鸿业，另一个是蔡希陶，现在又出了个你要跑去大西北”，称赞之意明显。季鸿业是我的二姐夫，解放前任新四军游击队金萧支队八大队大队长，出了名胆大；蔡希陶是我的大舅舅，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年轻时进云南山区人烟稀少的原始大森林釆集标本，他的机智勇敢、胆大，有目共睹。父亲在鼓励去新疆工作外甥女的同时，耐心规劝在浙江工作的外甥女一定要安心于当前自己的工作。
家风家教的传承
1969年我和朱良玉老师结婚了，第二年有了第一个孩子陈晓明，1973年又有了第二个孩子陈晓帆，在培养教育下一代中开始传承父辈的家教家风。我们告诉两个孩子，他们没有任何标榜自己的资本，唯有刻苦努力学习，才配得上是爷爷的孙子。此时父亲已是83岁的老人了，他对我们给予两个孙子的培养充满期待。
1976年父亲病危，他知道自己存世的时间不多了，为此留下了一份遗嘱。遗嘱中父亲念念不忘的是，他的信仰的传承，以及对两个小孙子的培养。
父亲要求我们好好把两个小孙子培养成人。为此，我们对两个孩子如同父母对待我们一样，除了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的。在父亲1977年去世后，大儿子7岁，小儿子才4岁，在他们慢慢长大开始懂事以后，我们寻找各种机会告诉他们，爷爷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爷爷希望你们“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爸爸妈妈完全相信你们。爸爸妈妈都只是复旦大学的一位普通老师，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争取。让我们颇感安慰的是，两个儿子都非常争气。他们从复旦托儿所、复旦小学、复旦二附中一路走来，品学兼优。最后，他们都考入了上海市重点高中复旦大学附中，从复旦大学附中毕业后，大儿子以当年复旦大学附中7个高分之一的成绩为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录取，小儿子则考入了同济大学建筑学系（学制五年）。
父亲在遗嘱中说：“我经常以红灯记的那革命家庭比作我们家庭，目的在于督促你们努力改造思想，刻苦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识别能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为党工作。”父亲的红色家庭教育理念，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使我们几十年如一日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我和爱人朱良玉老师都已入了党，完成了父辈要求的信仰传承。
父辈留存的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相信通过革命前辈家风家教的传承和弘扬，定能激励子孙后代，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的有用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