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邯郸校区登辉环路的西侧，坐落着一片老建筑群，它们的拔地而起标志着复旦结束了长达17年的颠沛流离。它们是邯郸校区的发源之地，也是复旦的根脉和魂脉所在。
其中，200号楼“简公堂”是这片发源地上最先落成的建筑，得名于捐资人——简照南兄弟。悠悠百年，它以一砖一瓦细诉着复旦人自立自强的峥嵘岁月。
寻找一片独立教学地
1912年前的复旦，基础未奠、尤缺资金，一度被迫解散，最后辗转腾挪迁入徐家汇李公祠（即李鸿章祠堂）开展教学活动。此时的复旦公学职员与教员加起来17人，李公祠作为办学地点十分合适。
1917年，复旦公学“添办大学正科”（大学部），开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升格为私立复旦大学。随着校制改变，学生人数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原本风景清绝的李公祠渐渐逼仄乃至不敷使用。
面对空间狭小、资源匮乏的双重困境，加之李公祠租期快到，李鸿章后裔又屡兴词讼，想把复旦逐出李公祠，主持校园事务的李登辉早有寻找一片独立教学地的想法。
买地需要银钱，“开支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国内认捐又困难重重的境况，让李登辉不得不于1918年前往南洋，向各地华侨募捐。
次年，李登辉携带15万银元回国，在江湾陆续购地70余亩（今相辉堂、校史馆、子彬院一带的地块）。
柳暗终究现花明
有了可以兴建校舍的土地，但修建校舍的资金严重短缺。李登辉只得继续一头扎进筹备募捐事宜中。1919年《复旦大学年刊》刊载，当时建筑校舍费用预计为32万元，已募集8万元，距离预算之数远远不够（据统计，最后整体修建耗费50余万元）。
在国内募捐备遭冷遇，最终还是依靠同学与复旦校董的共同努力、自立自强。《复旦年刊》对此也有详细记录：“幸来学日众，生徒自九十增至四百，加收学费自岁百二十圆至百六十圆，藉以挹注。又经唐少川、王儒堂、聂云台诸君组织董事会，筹款补助，始赖以维持不坠。”民国以后，复旦能得以重振，除了加收学生学杂费维持日常开销外，主要靠董事会的力量。章益校长说得最明晰：“吾校经费始终在困窘之中，凡有建设，必须仰给于社会人士之捐助”。其中，尤以董事会为重心，唐绍仪（字少川）又位望最尊。
据校长秘书季英伯记载，在唐绍仪的引荐下，李登辉成功聘请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和中南银行负责人黄奕住担任复旦董事，这成为李登辉募捐之路的重要转折点。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彼时大名鼎鼎的“双喜”“飞马”牌香烟的生产者，是在与英美烟公司的拉锯战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品牌。简氏兄弟二人奉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之道，曾捐款为各大学建造校舍，资助中国学生留美等，尤重兴学育才。在李登辉的争取下，简氏兄弟成为了新校址校舍建设资金的重要捐赠人。
邯郸校区在这里发源
1920年7月1日，在复旦大学毕业典礼上，李登辉向全校师生报告募捐建筑校舍成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认捐4万余元，本校董事会及学生募捐得6万余元。
12月18日，复旦正式在江湾新购得的土地上举行新校舍奠基典礼。宽阔的相辉草坪上搭建起临时主席台，校董王正廷主持大会，为筹款前后奔波的李登辉负责报告新校园的筹建过程，南洋烟草公司代表简实卿等近千人出席了典礼。
《申报》对此报道：“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昆仲独捐巨款故进行益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实卿代表简照南行奠基礼（简氏为独立捐助校舍一幢者）”。1921年的《复旦年刊》为表感谢，列出了捐资500元以上的捐赠者名单，分为国内、新加坡、爪哇三类。简照南兄弟位列国内捐赠之首，“简照南先生昆仲捐建简氏堂校舍一所，计洋四万七千元”。
1923年，热心公益事业的简照南去世，复旦在简公堂为其召开追悼大会，教务长李权时致辞：“公生平对于社会事业非常热心，本校亦蒙其惠，得日夕攻读于斯堂者亦公之热肠也。”
在得到资助后，简公堂的修筑立刻提上日程，并作为复旦最主要的教学楼投入使用，最多能供1000名学生同时上课。除了作传授知识的用途，学校还会不时请名家来简公堂楼上的大教室中演讲，李大钊、鲁迅等人均在邀请之列，复旦剧社也以此为排练根据地。校友若鲁借刘禹锡的《陋室铭》，作了一篇简公堂铭，称赞简公堂的书香气，文曰：堂不在高，庄严则灵。层不在多，辉煌则名。惟兹课堂，几净窗明。草色侵堦绿，兰香入座清。教授多博士，往来尽学生。最宜讲西学，研中文。无尘市之嚣攘，与自然为比邻。遥瞻办公楼（奕住堂），近瞩挹翠亭。若鲁云：的确呒啥。
简公堂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复旦终于结束了17年漂泊无定借地办学的历史，更是复旦人面对窘境，也要排除万难、不断自立自强的写照。它所在的这片土地，是复旦永久落脚点，更是所有复旦人的精神源头。简公堂之后，奕住堂、第一学生宿舍等陆续拔地而起，勾勒出邯郸校区最初的形象。
有了独立校园，复旦得以步入快速发展期，短短的十余年间，学生人数即增加了四倍。
如今经过重建，简公堂又重回了旧日“巍峨黉舍镇江湾，影影宫墙绿树间”的模样，屹立在校园中，回眸凝望复旦人一同创造的光荣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