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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史料与考古发现显示，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开启通向东北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1世纪汉朝平定南越后，派遣使者从北部湾沿海的徐闻、合浦等地出发，前往南海地区，最远到达印度洋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东来西往的东西方海上航路终于对接，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里程碑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标志。在这个发展历程中，语言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校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中文系5月8日联合举办《“诗意的洋泾浜”——十九世纪诗歌中的航海与贸易》讲座，主讲人爱丁堡大学柳雨青博士以洋泾浜为核心，结合广府地区通商口岸的具体史料分析了民间交流中多种语言的交互与影响以及背后隐含的后殖民政治话语，并反思民间交际语言对现代汉语及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讲座与谈人中文系教授陈引驰、李楠，上海科技大学毛佩洁，华东师范大学罗萌，《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屠毅力结合各自的研究经历，从史料脉络梳理、语言本身的词汇与句法、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与新文学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文化中的洋泾浜应用等方面，与主讲人展开多维度对话。讲座由中文系陈特博士主持。
柳雨青以“咸水”这一形象的隐喻，揭示洋泾浜这种从海上而来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重新理解语言的方式：语言就像咸水，它不断被一道一道的潮汐带进新东西，仿若盐分在其中不断地沉积。在这样多元混杂后，很难区分源语言和目的语，因此语言系统或许就像咸水一般是流动且通俗的。
洋泾浜如何成为“行话”
洋泾浜本来是上海一条河流的名字。讲座开始，柳雨青展示这条河在地图上的地理位置以及迥然不同的两岸风光，溯源了洋泾浜之后作为一个“行话”甚至语言学术语的历史渊源。她谈及在徐珂的《清稗类钞》中有最早关于洋泾浜的阐释：“用英文之音，而以我国文法出之。”在徐珂记载的通商口岸故事背后，这种洋泾浜英语本身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可以辅助中外贸易过程中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其使用者内部又存在一种密码性与封闭性。
洋泾浜这种语言形式可以追溯到1684-1842年间的广东贸易时期，并且它不仅仅是一种中国的语言形式，世界各地的跨国贸易和殖民中都能发现类似的产物，是语言流变的过程中，殖民话语、文化差异、误译等多重因素的介入与影响。
接下来，柳雨青播放香港中文大学制作的洋泾浜模拟视频，帮助听众进一步生动地感知洋泾浜的语言特征，她将其归纳为：多种语言混杂；没有欧洲语言的时态变格；不断变化，多种表达同时存在。在这些地区形成的洋泾浜绝非汉语、英语两种语言交互的结果，而是多种语言接触的产物，中国方面会有粤语、闽南语等方言的参与，外国则会涉及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日语等。
为什么一定要把洋泾浜视为一种英语，而不能是一种中文或者是一种其他的语言呢？柳雨青提出，洋泾浜的形成中也有中文的语法逻辑在里面，因此她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希望实现一种视角的转换，重新将洋泾浜放在中国的文学和语言传统中去理解它。
洋泾浜在折衷中的流变
聚焦到广东贸易的具体语境中，柳雨青借由美国来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36-1837年间的观察研究以及各种版本外语手册的编写情况，揭示洋泾浜其实是通商口岸贸易交流过程中的一种折衷选择。
在当时清政府严厉禁止中外交流的政策下，外国人长期在对华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人为避罚也不敢讲过于流利的外语，因此洋泾浜成为了一种被迫选择的功用性语言。这一时期英语游记中常常形容洋泾浜是一种新奇的英语分支，但从广泛流行于中国商人之间的外语手册中可以看到，它其实既不完全是英语，也不是新现象，而是一种在整个汉字文化圈由来已久的翻译方法。从中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身份、讲不同语言的人，共同促成这种流动性语言的形成。
这种语言而后进入中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诗和歌。首先在广东的咸水歌中，出现许多汉化的欧洲词汇，例如《男烧衣》中“芽兰带”一词中的“芽兰”，来自西班牙语的胭脂虫（grana），指原产于南美的主要用来制作红色染料的虫子。因为这个时期的广东就是为英国提供胭脂虫的主要贸易港口，因此所谓“芽兰带”可能就是指这种胭脂虫所染的红色裹脚布或一种鞋带。到十九世纪后期，“芽兰”已经渗入广东方言，这首曲子已不需要注释。
以潘有度《西洋杂咏》为案例，柳雨青更细致地还原了“奢悭”、“三苏”等词汇流变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人在接受和译介西方词汇过程中，在意义表达和音韵和谐方面的能动选择；另一方面也是语言在旅行过程中遭遇各种因素的误解和误认，重新回到发源地后会变成一种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陌生的外来词汇。
洋泾浜自下而上地塑造现代汉语
“中国耳语”（Chinese Whisper）是一种流行的儿童游戏，柳雨青用来比喻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语言及翻译关系，这个游戏在重复传递中不断积累“错误”，过程正如同洋泾浜的形成机制。这也提示，在晚清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所主导语言与翻译的环境下，洋泾浜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非官方语言形式，可以丰富人们对现代汉语塑造的理解，也在一定意义上拓展过往以民族国家的形式界分语言的局限性。
在报告后的对谈环节中，李楠肯定柳雨青在历史文献梳理方面的努力，指出她在洋泾浜形成的复杂性以及从上海往前溯源到广州的分析中打开了新的认知空间，提及上海方言写作作为一种包涵差异性的方式，对晚清到现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谈到知识分子翻译，毛佩洁认为柳雨青的研究与传统研究的差异，可以与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成果产生对话的空间，还指出林语堂三十年代写的《为洋泾浜英语辩护》（《In Defence of Pidgin English》）也可以与这种民间语言实践形成互动关系。罗萌认为柳雨青的研究可以与田晓菲的《神游》形成互补和对话，特别提示这种洋泾浜语言本身或许就带有陌生化的美学价值，新南方写作的代表作品《潮汐图》中就使用它来增值审美性。屠毅力从近代翻译与语词选择的角度出发，认为柳雨青的报告呈现出跨语际实践研究更加注重本土能动性的转向，将洋泾浜的语言学研究推向文学领域具有创新性，认为30年代新感觉派乃至现在所谓的“网络洋泾浜”也可以放进这个框架中探讨。陈引驰从语言结构本身、语言使用功能的差异以及洋泾浜语言现象何时结束等方面提出了反思，谈及与柳雨青所关注问题的共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