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创新路上，需要一点‘离经叛道’。但医学创新不是想当然。”相辉堂的灯光，聚焦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葛均波身上。
3月26日下午，刚给病人做完手术的葛均波，赶到学校本部校区，面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公共事业管理和护理学专业2023级本科700余名新生讲授“强国之路”思政大课，这也是医科大类首场专题大课。
医学创新要尊重科学力量、尊重医学伦理
“人类生存的欲望，就是医学变革最原始的力量。”葛均波认为，除了传承既有知识、救死扶伤外，医生还需要一点“离经叛道”，主动承担起医学创新、推动医学进步的使命。
在国外工作时，青年葛均波首次发现心肌桥血管内超声特征性“半月现象”。这一发现让该病冠脉造影不足5%的检出率一下子骤增至95%以上，成果被编入国际经典心血管病教科书，成为现行“心肌桥”诊断国际通行标准。
这一重要发现，是他在浏览病人资料时无意发现的。此前，所有医生对此熟视无睹。就像牛顿通过苹果发现万有引力一样，葛均波鼓励同学们科研路上苦练基本功，“只要多看书、有沉淀，知识就会在需要的时候一下迸发出来，帮助你迈出全新的步伐。”
之后，葛均波曾想过“心肌桥”能否用支架治疗，然而同行抢先发表文章并应用于临床。当时，葛均波觉得自己错失成果，后续研究却发现，使用支架会带来极大问题，伴随心脏收缩可能导致穿孔。
经此一事，葛均波发现，“科学不是科学家想当然，需要被证实，更需要被证伪。”创新要尊重科学的力量，更要尊重医学伦理，任何时候人类都不能充当造物主。经过多年研究，他找到了真正能缓解心肌桥导致心肌缺血的方法，1999年成果发表并广泛应用于临床。
创新有时会被质疑，充满风险和挑战
大屏幕上，一颗心脏不断地收缩和舒张，血液川流不息。这是葛均波团队进行的中国第一例接受可降解支架植入治疗病人的冠脉造影。
1999年，葛均波怀揣制造最好支架的梦想回国。治疗一个病人动辄十几万元的费用在当时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天文数字，如何让普通百姓可以用上又便宜又好的冠脉支架，是萦绕在葛均波心头的问题。
2005年，葛均波团队研制出首款国产可降解涂层药物洗脱支架，此后15年，他一直在钻研首个中国可降解支架的研发。
“创新是痛苦、焦虑但快乐的过程，有时候会被质疑，也充满风险。”15年里，葛均波的支架研发实验经历不少挫折，“有时晚上睡觉都忐忑，又想帮助别人，又怕对病人造成损害。”
2020年，中国可降解支架终于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上市。这时，他很平静，“这个事情我做了15年了。”他笑着说，这时他最早带的一批研究生都已经成为博导。、
“独行疾，众行远”，这是葛均波尝试解决卡脖子科技困境、打造医生创新生态环境的理念。201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和创新学院，与临床医生护士、工程师共同创新探讨。至今累计培养学员477人，申请专利200余项，创新在研项目超过100个，学员学成后相继成立30余家初创公司，规模最大公司市值近75亿元。
做医生，不仅要医术好，也要医德好
“请问葛老师是什么时候决定选择心内科？受什么因素影响？”基础医学院2023级临床医学（五年制）郑筱雅问道。葛均波说，他本科硕士阶段研究的方向都是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如果发现早，预后比较好，但当时家长体检意识淡薄，往往很晚才发现孩子患病，诊断后常常是看着孩子离去，这让他迷茫了一段时间。在博士阶段，他选择到上海医学院，转攻成人心血管病，希望治愈更多的病人。
“思政课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学来讲，都非常重要。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大家都在努力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学生、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葛均波每次看到不远千里来找他看病的普通老百姓，看见患者及其家属从缝好的衣服里抽出一张张救命钱，他都觉得自己有义务为病人节省每一分钱。“做医生，不光要医术好，医德更重要！” 课程最后，葛均波寄语在场的医学生，要成为有医德的好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