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赓续初心，自1927年创建以来，上医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医学人才，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无论在哪里，在什么岗位，一代代上医校友都始终牢记“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神，为母校争光添彩，不辱使命。复旦上医特推出一批优秀校友故事，希望他们的事迹和精神，能令后来者有所启发和感悟。
今天刊发的是1949级校友汤钊猷讲述和恩师盛志勇院士分别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背后的奋斗故事。
我生于1930年，2023年12月26日是我93岁生日，学生们照例带着蛋糕到我办公室祝贺。那天我给大家送了贺年卡片，上面写了四句话：“需求出发，质疑先导，精细实践，中国特色”，同时借此机会对这四句话作了解析。
2024年贺年片中的四句话
讲到“精细实践”时，我引用了我们取得肝癌早诊早治突破的例子。为什么国外同样用甲胎蛋白筛查肝癌，却没有得出甲胎蛋白有早期诊断的价值，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做到“精细实践”。在肝癌筛查过程中，我们往往要查很多次，既用低敏方法（琼脂扩散法）也用高敏方法（血凝法），用低敏方法第一次查出的往往是中晚期肝癌，而后来用高敏方法查出的才是早期肝癌。当年没有超声显像，更没有CT和MRI，只凭甲胎蛋白阳性作出诊断，却不知肿瘤在肝的哪个部位，这就好比一粒花生米藏在猪肝内，只能完全靠双手仔细寻摸，然而95%的肝肿瘤我们都能找到，这正是基于“精细实践”才得以实现的。我们在这方面的突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来我们在肝癌转移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又再一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个人证书
2007年获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当时坐在我旁边的马曾辰教授（我的第一位研究生，原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早已退休）有感而发：“国内医界，以第一完成人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只有两人，另一位是北京的盛志勇院士。”我听后惊喜地说：“他是我的老师啊，曾教过我实验外科。他也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后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也曾在中山医院工作，比我大10岁。”
我做了70年的外科医生，盛志勇院士可以说是我的引路人。回到家里，我找出在上医读书时的成绩单，那是1952年我大学四年级的成绩单，盛志勇院士是我当年实验外科学课程的指导教师。当年正是他教我们如何拿手术刀，如何做切口，如何止血、结扎和打结。也正是因为实验外科学这门课，让我对外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前我便以外科为重点进行实习，后来我被分配到中山医院，终于圆了外科梦。这些年，我曾到盛志勇院士所在的北京304医院参观过，上医校庆时我们也曾见过面，可惜我们只有过一张合影，那是2012年我出席院士大会，接受“陈嘉庚生命科学奖”颁奖时与他的合影。
1952年大学四年级的成绩单
2012年院士大会与盛志勇院士（左）的合影
我有幸和盛志勇院士都获得过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些不是我的个人成果，而是团队的成果，也是医院和学校的成果。盛志勇院士曾被誉为烧伤外科奠基人之一，无独有偶，我也有幸被称为肝癌早诊早治的奠基人。常言道“必然寓于偶然中”，这看似“偶然”的结果，却也可以从其中找到“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医“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学风。在我们上医老一辈先贤的教导和引领下，我们1954届45人中，有4人（邹冈、姚开泰、顾健人、汤钊猷）有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上医的严谨治学，是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无价之宝。
（本文作者汤钊猷系上医1949级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