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复旦大学合作发掘的两个项目“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及“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入选。
自2019年3月获国家文物局授予考古发掘资质以来，复旦大学首次有项目入选该项重要评选活动，实现历史新突破。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首次发现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可能是秦始皇的祭祖之地
悠悠西垂，赳赳老秦，甘肃礼县是秦人的发祥地，重要祭器秦公簋、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汉代祭天遗址鸾亭山遗址皆先后在此发掘出土。如今，在甘肃考古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的共同努力下，四角坪大型礼制建筑群又在这里重见天日，据专家推测，该遗址可能为秦朝实现大一统后始皇帝西巡时的祭祖之地。
故事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彼时，后来考证为“秦人第一陵园”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甘肃考古研究所随之进行抢救性发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王辉便是当时考古队的一员。以此为契机，一系列聚焦秦文化研究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在此系统性展开。
2012年，四角坪遗址首次被发现，其所在四格子山距大堡子山不远，时任甘肃考古所所长王辉随即带队前往勘探。经过7年探索，他们终于在2019年初步探明了遗址下的建筑格局，“我们都有一种直觉，它很可能是秦最大的礼制性建筑。”王辉说。
既有此推测，主动性发掘工作便提上日程。此时，王辉已加盟复旦大学，参与建设考古学专业，对四角坪遗址的热情伴随他由陇至沪，不曾递减。2020年开始，发掘工作正式启动，王辉团队代表复旦大学全方位、全过程地参与发掘和研究。
“挖到第二年，我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回顾发掘历程，王辉如是感慨。四年下来，联合考古队围绕中心建筑发掘约4000平方米，基本廓清了第一庭院的建筑布局，对遗址建筑形制和结构有了明确认识。
据悉，已探明的建筑群规模宏大、占地约28000平方米，中心对称且建筑尺寸均合秦尺整尺，建筑材料风格统一表明其经过专门设计，砖瓦带戳印显示官方烧制特征，中心建筑墙上贴砖、为国内首次出土的古代建筑墙上贴砖实例。其规格之高，符合发掘前的合理推测——“这是国内目前发现最规整、最宏大的秦代礼制性建筑群，填补了秦代祭祀体系的空白。”王辉介绍。
在这场充满惊喜的探索之旅中，复旦大学团队不但全程参与发掘，“四年来每年都有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现场进行发掘和整理”，还承担了测定年代、检测与分析铁质文物及建筑材料等多项研究工作，为推测建筑群的具体性质提供重要依据。
建筑群的性质问题，目前尚处推测与研究阶段。《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考虑到礼县作为秦人发祥地亦在巡视范围之内，专家推测建筑群很有可能与始皇帝西巡所准备的祭祀场所有关，是秦从王国向帝国转型阶段的标志性建筑，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并深刻影响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的建筑风貌。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处尘封千年的建筑群将有望成为打开秦祭祀体系研究大门的钥匙。
目前，四角坪遗址仍在发掘中。据王辉介绍，如何证实推测是当前研究面临的第一个难点，除《史记》的寥寥几句，传世与出土文献中与之相关的记载基本为空白，蕴涵其中的谜题还有待专家们运用多学科交叉融合手段去解开。“复旦将发挥自己的长项，用环境考古、动植物考古等科技考古方法，帮助大家尽可能靠近历史原貌”，解开秦代祭祀体系的奥秘。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首次从考古学上建立霍州窑历史分期标尺，填补中国陶瓷发展史缺环
陈村窑址地貌（东北向西南）
霍州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的台地边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至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村瓷窑址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考古工作，发掘成果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并印证了古代山西地区之于中国北方经济与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性。
霍州窑考古项目负责人刘岩介绍，本次考古工作揭露出宋末、金、元、明时期窑炉、作坊、灰坑等多处窑业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瓷器和窑具，其中，元代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做法讲究，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和辉煌，而多层次、多面相的明代瓷器产品也显示了霍州窑为明代北方地区瓷业重镇。
霍州窑自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产品以细白瓷产品为主。北方地区白瓷窑场生产从元代起普遍衰落，凭借“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技术”，霍州窑成为元代全国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其生产的细白瓷有着比芝麻更细微的支烧钉痕，器形和审美皆引领了社会风尚。至明代，霍州窑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因深厚的细白瓷生产技术积累，还为明代藩王府烧制高档矾红彩五爪龙纹细白瓷产品。
上图：元代细白瓷高足杯；下图：明代细白瓷矾红彩五爪云龙纹碗（藩王府用瓷）
联合考古工作向世人呈现了一个全新的霍州窑。在参与合作的复旦团队负责人、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刘朝晖看来，霍州窑考古发现刷新了以往对北方白瓷的认识，将有助于推进中国陶瓷史研究。霍州窑作为宋元时期北方重要的白瓷窑场，在明代文献中有提及，但其产品面貌因为缺乏考古系统发掘，认识不够全面。此次考古揭示了霍州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面貌和工艺水平。新发现的高质量元代精细白瓷，说明在中国白瓷发展历程中，继唐代邢窑、宋代定窑之后，元代霍州窑代表了全国精细白瓷的最高水平，证明其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另外，明代霍州窑红彩五爪龙纹细白瓷，其纹饰与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景德镇洪武官窑瓷器上的龙纹非常接近，也与景德镇窑址、成都蜀王府出土的藩王用瓷上的龙纹一致，为最近陶瓷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明代藩王用瓷和瓷器“官样”提供了宝贵资料。
陈村窑址发掘地点总图
霍州窑考古工作的收获不限于文物出土，刘岩介绍，霍州窑址绝大部分被村庄叠压覆盖，村内地形高低错落、地块零碎狭小，面对这一窑址现状，为了区分出原生堆积和次生堆积，考古队摸索出一套古今重叠型窑址的考古工作方法。“这一方法能够为今后类似的古今重叠型窑址发掘工作提供参考与指导意义”，刘岩说。
此外，考古发掘现场也成为了复旦考古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课堂。在考古队老师的带领下，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考古学专业2021级的博士生戴若伟和李子璇都参与了部分探方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这次经历让戴若伟“更可观、可感地理解陶瓷，理解器物所在的‘语境’”，李子璇则认为，“在和文物的亲手触碰中，自己和文物的链接被进一步加深了”。考古学专业2022级博士生张怀艺感慨，现场的地层清理和系统性的文物整理工作，“让我们能够从历史碎片中一窥霍州窑瓷业发展的面貌，并从新的材料出发，以更全面的视角解读中国瓷业史”。
复旦考古专业学生参与发掘与整理
于刘岩而言，这场考古发掘也让他在学业上收获了进展。
在考古一线深耕多年，山西地区瓷业发展是刘岩的长期研究对象。2020年，由于感到专业研究存在提升“瓶颈”，他考入复旦大学“充电”，在刘朝晖教授的指导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在与导师交流后，他决定将“山西汾河流域宋金窑业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基本方向。通过牵头霍州窑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及一次又一次参与以霍州窑为中心的山西窑业发展史研讨，“我进一步细化了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刘岩说。
刘岩（左二）与导师刘朝晖（左一）在霍州窑遗址
如今，霍州窑的整理工作还在持续，一批又一批复旦考古学专业学子也将不断奔赴考古现场，亲身参与考古实践。刘岩的复旦学业也在顺利进行中，在他看来，考古发掘一线不仅是发现与收获的现场，还是考古前辈和后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课堂。除考古发掘外，他还期待复旦发挥多学科优势，为霍州窑发掘成果的后续研究与阐释作出更大贡献。
后发而先至，年轻的复旦考古学走过第七年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下文简称“文博系”）起步于1984年，作为国内创办时间较长、具有重大影响的专门从事文博教学与科研的高教机构，它在今年迎来40岁生日，两个项目入选2023年十大考古发现，既是其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文物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需永续保护。围绕“文物保护”这一主线，文博系如今已摸索出一套具有复旦特色的学科发展理念。用文博系系主任陆建松的话来说，就是“让考古发现发掘、阐释研究、传承保护和传播利用四个环节形成完整闭环”。
在上述理念指导下，文博系构建了三个专业方向：考古学、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博物馆学，可为考古发现提供包含四个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三个专业方向中，考古学专业最为年轻。其诞生于2017年，甫一出生便将“科技”二字融入自己的基因。“考古学已经进入多学科交叉领域，只有将大量自然科学领域知识应用到考古学领域中，通过科技考古，才能实现学科发展的弯道超车。”回顾考古学专业的发轫点，陆建松如此解释。
这个发轫点便是科技考古研究院的落地。2017年成立之初，研究院即云集了文博、生命科学、高分子、光学、核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立志树立科技考古的复旦品牌，打开中国科技考古的国际局面。
于考古学专业而言，2019年是另一个重要节点。随着国家文物局授予复旦大学考古发掘资质，文博系终于补上最后缺失的一环，从此可以独立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掌握第一手文物材料。
自这一年起，复旦大学相继在广西、江西、宁夏、甘肃、陕西、江苏、浙江等地参与考古发掘。5年里，从“龙泉窑考古学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到第一份考古调查报告《丽水保定窑址》出炉，从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入选“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再到此次两个项目入选2023年十大考古发现，考古学专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后发而欲先至，殊为不易。如今，复旦考古学专业已建立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稳定同位素等多个实验室，通过多学科交融，全方位、多角度地挖掘出土材料信息，推动考古学的革新与发展。
万法归宗，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宏伟蓝图——“通过考古，透物、见人、见事、见生活、见智慧，讲述好中国文物和中华文明的故事。”陆建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