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致敬先贤大师，传承上医精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医拥有16位一级教授、22位二级教授、23位三级教授和5位四级教授。上医先贤们严谨治学，以身示范，对上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医人传承医学之精神、医家之责任。
戴自英（1914-2009），浙江宁波人，教授，著名的传染病专家，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传染病学创始人之一。1938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47-1949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华山医院传染病教研室主任，抗生素研究室主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华山医院副院长。曾任国家科委抗生素组及医疗器械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会副主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兼内科学会及传染病学会主任，国际合理使用抗生素学会（APUA）科学咨询组组员。主编《临床抗菌药物学》(第1~9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临床综合本》（第1版）和《实用内科学》（第7~9版），任《实用内科学》（第10~13 版）名誉主编。
大师之大，在于对医学事业的贡献之大
我第一次见到戴自英老师是1963年在上医读传染病学时。他讲课思路清晰，内容丰富，言语精练，声音洪亮，令当时所有同学折服。我大学毕业后在贵州山区的医疗队工作，那儿供业务学习的资料很少。一次，家里从上海给我寄来一份1972 年戴老师在全国巡回报告的讲稿“对抗生素和磺胺药的正确评价”。这份宝贵的医疗指南，在医疗队中广泛传阅并讨论，因为感染是农村最常见的病症，抗菌药是最常用的药物。这份讲稿实际上是戴老师参加燃化部、商业部和卫生部联合组织的抗生素、磺胺药调查所写的论文报告。在调查中，他一方面了解到基层医院缺少抗菌药物的状况，另一方面了解到全国生产的磺胺药已大量积压，因此他根据当时临床常见致病菌的种类及其对磺胺药的敏感程度，提出要充分发挥磺胺药对常见感染的治疗作用。例如磺胺醋酰钠滴眼用于治疗沙眼；磺胺嘧啶和磺胺甲噁唑治疗呼吸道、泌尿道等感染；长效磺胺用于上节育环、人流后预防感染，其用药有效、方便、花费少，还充分利用了积压的卫生资源。那时仅他在北京的体育馆巡讲一场，听众数千人。2小时多的报告一气呵成，听者意犹未尽，一时在医务界广为流传。戴自英的名字很快从课本、杂志传播到全国各级医院，影响到各专科的医务人员。偶尔遇上曾聆听过戴老师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巡讲的同行都会感叹大师讲课的风度和水平，并以此而感到荣耀。
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1979年，我从山区报考研究生回华山医院传染病科抗生素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有幸直接在戴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工作，亲身体验他带领全所同仁为国家开发出一个个高效、低毒的抗菌药供临床应用的历程。戴老师对我说：“我们应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根据临床需要，与抗菌药研发单位和生产企业密切合作，组织填补国家抗菌药物空白的攻关项目”。为了研发新药，他带头深入到誉有“中国抗生素摇篮”的上海第三制药厂及其研究所共同商讨攻关项目，交流工作进度，解决遇到的难题。他倡导新药应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做试验。记得测试磷霉素钙的正常人药物动力学参数时，他也服药试验。他本来胃肠道就较敏感，结果出现了明显的腹泻反应。在戴老师的带领下，团队将病人急需的一系列抗菌药物推上临床，有效地保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创下了一个个惊人的业绩，而每个成员从中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可以自豪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临床上应用的抗菌药物中至少 60% 有当时所在团队和研究所的贡献，其中还包括像头孢硫脒、去甲万古霉素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
20世纪70年代，戴自英教授带领实用内科学编委会集中审稿期间的合影，后排右为戴自英
戴老师所坚守的从研发、生产到临床应用相互协作，携手发展我国抗生素医药事业的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名字已与我国临床抗菌药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亲手创立的以传染病临床医生为主体，融合临床微生物、临床药理、临床抗感染等学科为一体的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是国内起排头兵作用的重点学科；他主编的《临床抗菌药物学》、《实用内科学》以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临床综合本》等经典大型专业参考书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各科临床医生的必读教材。
大师之大，在于胸怀宽广，驾驭全局
戴老师高瞻远瞩地认定：过去传染病科只诊治传染性疾病的模式阻碍了学科发展，必须重新定位学科发展目标，即覆盖所有的感染性疾病。在他的开创性理念下，全科进行长期整合，从医学院和外校有计划地引进药理、微生物学等专业人才，又从临床医生中挑选人才开辟临床药理和分子生物学等新兴领域的研究。多年的多学科融合，将学科发展推向更广阔的天地，抢先占领学科制高点。
戴自英教授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影
20 世纪40年代，戴老师作为一名青年内科医生以卓越的成绩考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诺贝尔奖得主弗洛里指导下从事抗菌药开发，成功筛选出溶菌素。20世纪50年代，他作为内科传染病教授首创以小剂量氯霉素治疗伤寒、副伤寒，既保持良好疗效，减少了骨髓抑制不良反应，还节约了宝贵的药品。1953年，他参与钢铁工人邱财康大面积烧伤的抢救，在成功治疗严重铜绿假单胞菌（绿脓杆菌）感染中立功。他先后兼任华山医院院长助理和副院长，挑起行政管理重任。他在兼任检验科主任时，建立了全市首个血库和正规的细菌孵育温室。20世纪60年代，他率先建立国内医院首个抗生素研究室，推动苯唑西林（苯唑青霉素）等抗生素的研发。20世纪80年代初，他率先在国内开展医院内感染的调查研究，用科学数据唤醒同行重视对医院内感染的防治。他针对耐药菌的增长，领衔对耐药机制进行研究，并将一系列新型抗菌药推入临床……他总是率领大家，主动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永不停息。
1986年10月，戴自英教授在抗生素研究所办公室
在戴老师与徐肇玥、刘裕昆等老一辈专家以身作则、严格管理和精心培育下，传染病科、抗生素研究所营造了任劳任怨、钻研业务、奉献事业的良好氛围。在大师旗下聚集了一批有志向、有能力的医药人才。
戴老师当家当得好，还在于他一贯谦逊低调、不求个人名利的人品。他思路开阔敏捷，快口快言效率高，富有创新精神，可谓功绩累累，但他从不夸耀自己。在他指导下撰写的论文凡经他仔细修改后，总是将自己的名字移到小辈的后面，无一例外，而且从不肯取稿酬。
大师之大，在于目光远大、真诚竭力培养年轻一代
戴老师提倡在实践中物色、培养和考察学术骨干，尽早把学科发展的担子压在中青年肩上，使学科始终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也许与戴老师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他年轻有为，早年凭借超人的才华，争取到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年轻时就挑起院、科的学科发展和管理要职。他亲身体会上医、华山的名医名家大多出于大师的精心栽培之下，有了一代代争气的后辈才能成就大业，因此他极其爱才惜才，甘当人梯。改革开放后，他为吸引人才，亲自抓研究生的选拔和培养，为全院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骨干。改革开放使国门敞开，国外著名学者纷纷来中国访问，研究生有了更多与外宾直接交流的机会。在抗生素领域，涉及许多出自拉丁文的细菌名与药名，其发音很独特，连外语老师也读不准，戴老师为了帮助后辈，认真地将常用的细菌名慢读一遍，个别特殊的还重复朗读，录下音，供学生们学习，那盘磁带被学生反复翻录流传。
戴自英教授手稿
戴老师还推荐我在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安排我随同他和几位老教授去日本京都出席国际化疗会议发表论文，让我见世面、交朋友、建立学术联系。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机遇。他和刘裕昆教授主动热情地将我介绍给国内的顶尖名医名家，使我很快融人专业发展的前沿，终生得益。20世纪80年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启动，戴老师启发鼓励我投标。当时，我只是个主治医生，经积极准备拿下了第一个课题。科里其他年轻人跟我一样，在戴老师和所有教授、同事的全力关注下，医、教、研独立工作能力都有长足进步，这点点滴滴都离不开大师的指点。
（本文作者系华山医院原党委书记、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传染病科主任张永信，节选自《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一书，部分图片来自“华山感染”公众号）
征集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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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医三级教授、四级教授名录：
三级教授（23人）：
陈又新、李月云、张沅昌、吴珏、何章岑、朱益栋、左景鉴、司徒亮、顾庆祺、陶寿淇、徐苏恩、郑思競、胡哲揆、施嘉钟、林春业、陈化东、戴自英、潘继盛、翟光耀、熊汝成、崔祥瑸、顾绥岳、顾学箕
四级教授（5人）：
石美鑫、吴学愚、陈家䮽、郑伟如、夏镇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