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先贤大师，传承上医精神。
上医先贤们严谨治学，以身示范，对上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医人传承医学之精神、医家之责任。
熊汝成（1908~1995），1908年11月生，湖北省蕲春县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8年制医本科。留校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住院医师，1938年任主治医师和助教，1941年在贵阳医学院任讲师、副教授，1945年至1947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医院进修泌尿外科。1947年回国即在中山医院工作，开创了中山医院泌尿外科。1950年，他担任抗美援朝第七大队大队长。1953年被卫生部和上海市高等教育局评聘为三级教授。
“南熊北吴”
熊汝成教授是中山医院泌尿外科的创始人、新中国泌尿外科事业奠基人之一。在熊汝成担任科主任的年代，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因人才济济、综合实力强在全国享有盛誉，他也与吴阶平教授并称“南熊北吴”，许多病人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熊汝成主持的疑难病例讨论既是病人的福音，也是各级医师学习的极好机会。熊教授对病人关怀备至，不论病人职位高低、富贵贫贱，他都一视同仁。冬天做体检时，他总是先把自己的手搓暖才接触病人的身体；查房时不但听取下级医生的汇报，还要亲自询问病史和查体。疑难病例讨论时，他从不摆出学术权威的架子，总是让各级医生先发表意见，大家畅所欲言，甚至各自据理力争、激烈争辩，他最后的总结和点评总是高屋建瓴、丝丝入扣。他还经常提醒年轻医生，来自农村偏远地区的病人文化程度较低，对待他们更要耐心仔细。
在医疗工作中，熊教授总是敢为天下先，勇于填补空白。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在他的带领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行肾移植研究。他集众人之智慧，联合普外科、血管外科、肾病科、麻醉科、呼吸科、心内科、内科实验室等，在1970 年取得尸体肾移植成功，并在 1975 年完成第二例尸体肾移植，而这例病人也创下当时存活时间最长的纪录。在没有环孢素的年代，他带领移植团队艰苦摸索，帮助部分有严重并发症的病人渡过难关，获得长期存活。熊汝成教授和他的同事们于1983 年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肾脏移植的专著，为推动中国器官移植作出重大贡献。
1980年春天，德国科学家和医学家在慕尼黑的一家医院采用体外震波碎石的方法治疗肾结石获得成功，这一成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熊汝成为首的中山医院泌尿外科团队及时获得这一信息，并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着手研制我国自己的体外震波碎石机。从1984年机器成形，经动物实验，再到1985 年进入临床应用，他始终坚守在机器研制的第一线，同年轻医生们一起并肩攻关。这项技术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山医院泌尿外科于1990年召开了首次全国体外震波碎石会议，吴阶平等知名专家悉数到会，与会人数达340人，使我国在尿石症治疗领域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的距离。
“把科研搞上去”
熊汝成教授非常重视科研工作，“把科研搞上去”也成为熊老的临终嘱托。熊老的科研选题都来自临床、服务临床，科研态度则是实事求是、一丝不苟。
20世纪中叶，泌尿系统肿瘤的发病率还不高，肿瘤的研究还没有引起泌尿外科医生的关注。而熊教授却以其科研敏锐性和高瞻远瞩的眼光，组织科内人员分工负责泌尿男性生殖系统肿瘤的研究，提出早期诊断和根治手术的概念，先后发表论文，对肾、膀胱、睾丸、阴茎等肿瘤的根治手术方法和疗效作出评判。20世纪80年代，重组DNA、PCR、流式细胞技术等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迅猛发展。他了解到这些信息，立即组织研究生开展膀胱肿瘤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论文发表在欧洲泌尿外科杂志上，该项成果也获得1991年卫生部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对待科研工作，熊教授强调设计严谨、数据真实，并亲历亲为、身体力行。当年带教研究生时，科室的科研条件还非常简陋，经过努力才争取到心血管大楼地下室的两间空房作为实验室。他和章仁安教授等与学生们一起白手起家、亲自打扫房间、配置设备，使实验室初具规模。开展全氟碳代血液研究时，由于这种溶液主要用于战地救护，该课题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合作，他带着研究生数次前往重庆进行科研协作指导。朱同玉教授回忆起当年熊老为他修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当年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希望能得到熊教授的指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叩开了熊教授的家门。熊教授把他拉到身边，不仅嘘寒问暖，而且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逐字逐句帮助修改了那份标书，朱同玉如愿以偿获得了当年的基金资助。如今，朱同玉已成为知名的泌尿外科教授。南京鼓楼医院名誉院长、泌尿外科专家周志耀教授曾是熊教授的学生。他回忆说，在一次区域性学术会议上，多位医师在发言中把 BPH 解释为“前列腺肥大”。虽然这种通俗的说法已为大家熟知，但熊老却特别着急，他不厌其烦地引导大家使用规范的译名“良性前列腺增生症”。这看起来是不显眼的小事，反映的却是老一辈医学专家严谨的科学作风。
良师益友
熊汝成教授长期从事医学教育事业，坚持亲自为医学生授课，从教一生，桃李天下。从中山医院泌尿外科走出的研究生、进修医生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都成为当地泌尿外科的开创者或学术带头人。说起熊老对他们的提携和指导，大家认为用“良师”“慈父”“益友”3 个词来概括是再准确不过了。
熊老是一位良师。他在任中山医院副院长时分管研究生工作，极为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为保证质量，他提出“上不封顶（即不扼杀学生创新，鼓励冒尖）、下要保底”的理念。他要求每个住院医师对病人的病史要了如指掌，经常形象地形容说“一个医生连病人有多少根头发都要清楚”。他还竭尽全力为年轻后辈的成长创造条件，甘为人梯。为了训练外语水平，他常让年轻人一起接待外宾，让他们做翻译，自己则坐在第一排把关。为了指导和帮助研究生完成课题，他不仅亲自四处奔波筹集科研经费，而且对于一些关键问题还带着研究生一起向其他学科的专家请教。学校、医院内外的学术会议或进修学习机会，他总会想到年轻一代。发表论文时，他总是把名字移到学生名字的后面。
熊教授对来自全国各地进修医生的培养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搞学术垄断，毫无保留地把知识和技术传授给他们。来自湖北的詹炳炎医师回忆道，当年他来中山医院进修半年，熊教授先让他给自己制订一个进修计划。考虑到进修时间短、基础较弱，他的计划是熟练掌握膀胱镜检查和逆行造影技术，以及常见泌尿外科疾病的X线诊断。熊教授看过后，对他说：“你的手术基本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定的进修计划却很简单，为什么?”詹医师解释道：“来后参加了两次总查房，体会到泌尿外科最基本、最难的是诊断。熊老若有所思，只淡淡说了一句：“你的进修计划有道理，只是完成难度偏低”。在此后的日子里，詹炳炎得以每周有两次参加门诊膀胱镜检查及逆行造影的机会，同时又由章仁安、樊苏培等带教医师带他参加各类手术、包括会诊手术。在进修后期甚至安排他做代理总住院医师工作。直到进修结束，詹炳炎才知道他的进修计划是熊教授亲自安排的，还嘱咐他回到原单位后如何循序渐进地开展泌尿外科工作，甚至对买哪些参考书、订哪些杂志等，均一一关照。数年后，当詹炳炎再次来到上海，熊教授详细询问了他的科研思路、研究现状，并提醒他“开展科研工作,不能蜻蜓点水，一定要有重点”。正是这点睛之言为詹炳炎指明了科研方向，使他在显微泌尿外科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
熊教授总是用他那慈父般的爱心关怀着每个学生。有一次，研究生陈惠方和其他同事一起去河南取肾回来，熊老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得知取肾组已经3天没好好休息了，他马上要他们先回去休息，安排另一组医生做肾移植手术。
熊老也是一个益友，他总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探讨问题时，他不高高在上，而是乐于和学生商量与讨论，甚至不耻下问。中山医院前院长杨秉辉教授回忆道，当自己还是一名普通的年轻医生时，曾有一篇论文因需外送发表，便交给当时的分管院长熊老审批。原以为这只是程序性工作，熊老却仔细通读了全文，还问他“为什么用中位生存期而不用平均存期来表述筛查发现肝癌病人的预后?”杨秉辉解释一番后，熊汝成教授认真地说：“好的，谢谢你！”这时杨秉辉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在“不耻下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熊汝成教授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和杰出贡献诠释了自己的名字，大师的风范已成为后辈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本文作者：朱延军
参考资料：王玉琦主编.熊汝成教授百年诞辰纪念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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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上医三级教授、四级教授名录：
三级教授（23人）：
陈又新、李月云、张沅昌、吴珏、何章岑、朱益栋、左景鉴、司徒亮、顾庆祺、陶寿淇、徐苏恩、郑思競、胡哲揆、施嘉钟、林春业、陈化东、戴自英、潘继盛、翟光耀、熊汝成、崔祥瑸、顾绥岳、顾学箕
四级教授（5人）：
石美鑫、吴学愚、陈家䮽、郑伟如、夏镇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