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致敬先贤大师，传承上医精神。上医先贤们严谨治学，以身示范，对上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上医人传承医学之精神、医家之责任。
顾绥岳（1912～1991），汉族，上海市人，九三学社成员，病理学三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38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医疗系。历任上海中比镭锭医院病理科主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主任，肿瘤医院副院长兼病理科主任。先后担任上海市肿瘤研究所副所长，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分会病理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医学委员会委员，肿瘤专题委员会委员等。
病理诊断是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更是判断肿瘤良恶性和分期的唯一标准，任何肿瘤治疗方案的选择，都必须在这一“金标准”的标尺下严格进行。也正因为如此，病理医生被喻为病人的“法官”。
在我国病理学科发展史上，有一位怀才于心、济世于怀的外科病理学学者。他学贯中西，在中比镭锭治疗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前身）创建了病理科，秉持“看切片犹如看病人一样”的严谨治学精神，历经40年临床实践，建立了我国自己的肿瘤病理分类命名学及病理诊断标准，并将病理诊断技术在全国各地广泛普及。与此同时，他还在上海率先开展了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研究工作，开启了全国肿瘤疾病防治的先河。
他，就是我国外科病理诊断奠基人之一的顾绥岳教授。
走出一条病理诊断新路子
病理学，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医学院就有此门学科。顾绥岳教授带教的首位研究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沈铭昌教授回忆，当初病理学只是停留在尸体病理层面，许多研究结果对于医学事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对死者本人而言，却没有丝毫意义。课本上的病理知识，主要总结了对尸体病理解剖后的结论，对现实临床工作的指导意义有限。至于当时中国医院里则鲜有病理科，更别说开展术中冷冻病理了。许多外科医生都是在手术中将切下的病灶标本，依据自己的经验，仅凭肉眼观察，以肿块是否硬化，或者边界是否清晰等基本原理，判断病灶的性质，继而对下一步手术方案进行选择。
面对现实的窘境，看着国际同行病理诊断的领先水平，顾绥岳教授忧心忡忡。他一反老病理人坚持的“尸体病理是首要地位”的认识，提出要以活体为研究对象的病理诊断才是病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面对未知的病理诊断世界，面对他人质疑的眼神，顾绥岳教授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他决定在前辈们工作的基础上，自己走出一条病理诊断新路子。1949年，他在中比镭锭治疗院建立了病理科，从事病理诊断，将病理诊断与临床工作串起一根紧密联系的纽带，实现病理从“模拟量”到“数字化”的重要变革。
医院病理科成立之后，顾绥岳教授觉得，要想提高医生的临床诊断水平必须多看病理片子，只有在读片中“摸爬滚打”，才能炼就病理医生的“火眼金睛”。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医院先后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开展免费病理切片会诊服务。沈铭昌教授记得，当初顾绥岳教授为了能够积累不同癌症的病理切片标本，每个前来会诊的病人只需将病理切片留在医院即可享受此项检查的免费服务。这些留下来的病理切片，为学界晚辈对于疑难病例的诊断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
汇百家之言，做权威论断
顾绥岳教授指出，病理医生必须持有“看切片犹如看病人一样”认真、负责、严谨的态度，才能做出最为精确的诊断结果。尽管病理医生不像临床医生拥有和病人面对面进行“望、闻、问、切”的机会，但同样需要在每个显微镜下不足米粒大小的区域，在红与蓝相间的图像中，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对病人百分之百负责的病理报告。
要对每份病理切片报告做出最为精准的报告，顾教授认为，需要“听百家之言，做权威论断”。一张小小的玻璃片上承载着病理组织的所有重要信息，分毫之差却可能造成诊断结果的南辕北辙。当时，每逢会诊日，顾绥岳教授、王懿龄教授和涂莲英教授围坐在多头显微镜前面，他们的周围被里外三圈的科室年轻人团团围住。“让年轻人多看会诊片子，多发表观点，这本身也是对他们业务工作的培养与积累。”顾绥岳教授时常对手下的科室骨干这样说。
在会诊读片时，顾绥岳教授时而低头注视显微镜，时而与旁边的同事热烈讨论，时而转过身来希望听听青年医生的见解。他常说：“见解没有对错，只有在讨论中才能让不同的观点加以碰撞，才能有助于我们做出更为精确的诊断。”顾教授认为，在这个平台上，没有资历的深浅，没有地位的高低，每位医生可以各抒己见。小小的病理科中时常会蔓延着浓厚的“硝烟”气味，身在其中的顾绥岳教授则是脸带微笑，眯起双眼，仔细聆听，精心点评。
此外，为了作出最为精确的诊断，顾绥岳教授要求做好病理工作的每道工序，包括第一步的巨检取材。“只有每一道工序丝毫不差，才能保证结果的精确”。原上医病理解剖教研室陈忠年教授在《上医病理人》的画册中一篇回忆顾教授的文章中提到。工作中，顾绥岳教授颇为重视肉眼检查。他要求每位医生在取材前，要详细检查大体标本，并通过“触、摸、捏、捻”等方法亲历标本。他自己更是在复核切片前先用肉眼检查大体标本，并习惯不带手套，直接接触标本。陈忠年教授回忆起和顾绥岳教授一起工作的一件小事，当时1例手术中送检的甲状腺叶，肉眼看上去表面光滑，未见肿块，看似极其像良性组织，被诊断为良性。但经手触摸之后，便扪到一枚硬米粒大小之物，剖面呈灰白色而无包膜，后经冷冻病理证实为甲状腺隐灶性乳头状腺癌，据此作出了权威诊断。
癌与非癌，一字之差。但是对于病人而言，却是天壤之别。只有心系病人，从每个细节做起，严把每道工序关，才有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病理报告出炉。
待诊断环节结束，他常常告诫大家：“这不是病理诊断的收尾工作，一份完整精确的病理诊断报告不仅需要准确诊断，而且书写也是重要的一环”。在病理报告书写环节，顾绥岳教授要求极其苛刻。对于行根治术的标本，他要求写明肿瘤名称，性质，恶性程度，浸润广度、深度，切除肿块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各组淋巴结数，并说明有无转移，用充足的病理证据，以供临床医生制订下一步治疗方案和准确估计预后。如果病理医生有主观意见，可用“括号”表示。备注栏里则需写明存在的问题或需完善的地方，供临床医生参考。
普及病理诊断知识，规范病理诊断标准
20世纪70年代，上海共有10个郊县，仅松江县人民医院设有一个病理科。县、乡一级医院根本没有病理诊断的人才储备和设备仪器，所有病理切片报告，都需要送到市里的医院作出病理诊断报告，周期较长。顾绥岳教授当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组织科室讨论，以求解决这一问题。最后，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曾试行派出两位技术员和两位医生下到郊县，从巨检、制片、诊断到最后出报告，施行现场办公。
3月里的小雨淅渐沥沥，两位技术员扛着每台重达20斤的切片机和显微镜，和同行的两位医生一起，驱车几十公里路，下车后踩着泥泞的小路，前往郊县医院，进行现场病理诊断。大家很辛苦，但是原本需要半个月的病理报告，经现场办公，只需要1-2天，大大加快了病人治疗的步伐。看着病人们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顾绥岳教授并没有为之高兴太久，相反他认为“下乡诊断”的模式未必是长久之计。他认为，郊县医院设有病理科，拥有自己的病理诊断专业人员，才是破解难题的“金钥匙”。
这种想法得到了当时科里同事的赞同，“授之鱼还要授之渔”的计划由此实施。1972年，顾绥岳教授首次将郊区病理学习班放在青浦县举行。他亲自编写授课讲义，从制片到看片，一步一步耐心细致地讲授病理诊断原理和实践工作要求。6个月后，第一批学员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既承担技术员的事务，又开展病理读片工作。1973年，第二届学习班又开班了。事隔一年之后，首批学习班学员重新“回炉”，学习冷冻切片及病理诊断的知识和技能。学成之后，他们满载而归，相继在自己的医院开设了病理科，从事病理诊断。春去秋来，新一批的进修医生又来学……自此之后，各郊县的病理科逐渐筹建起来，病理诊断项目也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后来，为了更好地普及病理学诊断知识，规范病理诊断的标准，顾绥岳教授每年举办全国范围的进修班，先后培养肿瘤病理学医生1300余名。他的学生足迹遍及全国，他的治学精神和诊断方法也得到了传承和丰富。
“后继有人，才能不断开拓”
顾绥岳教授带教
顾绥岳教授和英国病理学家莫森博士
源源不断的病理人才出现，是中国病理事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顾绥岳教授常常说：“后继有人才能不断开拓。”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顾绥岳教授为每位学生制订了个性化的研究方向。每过一段时间，他要求研究生向其汇报科研进展情况。顾教授的研究生朱雄增教授说，顾教授不苟言笑，但在“严父”一般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慈母的心。他对自己的学生，秉持的是一种“学术要苛求，生活要关怀”的原则。朱雄增、施达仁、沈铭昌教授等回忆起自己的导师，说得最多的就是鲜有见到他的微笑。也正因为此，每每向其汇报工作或者科研进展时，昔日的弟子往往不敢正视顾教授。只有当顾教授点头表示出赞同或者嘴角微微上扬，露出笑容之时，他们方能长长地舒一口气，心中的石头才能渐渐放下。正是有着顾教授对于学术严苛的要求，昔日的学生总是在准备材料或者执行科研计划时，抱着120分的态度，全方位360°的仔细准备，生怕遗漏哪个知识盲区，正好又被先生问及，面临下不了台的窘境。
除了学习，顾绥岳教授对于每一届研究生的生活总是格外关心。沈铭昌教授回忆起自己念书时，由于物质贫乏，研究生的伙食品种单调。逢年过节，顾教授经常自掏腰包，带着自己的研究生改善伙食。每当这时，这些身在异乡的学子，颇为激动，嘴上不说，心中则默默地将顾教授视为自己的父亲。
作为一名病理学教授，顾绥岳深知当时各大医学院校尸源紧缺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潜在危机。顾绥岳在市政协的提案中，首次提出要加快发展病理事业，应大力提倡遗体的捐献。1991年1月9日，顾绥岳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9岁。遵遗嘱，没有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并将遗体捐献医学院供医学研究。这是顾绥岳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的最后一次奉献。
本文节选自《复旦名师剪影——医学卷》一书，并参考相关公开报道。文中图片来源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微信公众号
征集启示
为更全面地展示上医大师的事迹和精神，致敬前辈先贤，传承上医精神。“复旦上医”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众广泛征集三级教授、四级教授的人物档案资料，征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人物传记材料、会议活动材料、学术性材料、社会评价性材料、声像材料等。
如您有相关材料，电子版可发送至 fdsydx@163.com 。如不方便发送电子版本，可通过微信后台或邮箱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与您取得联系。
本征集长期有效。
附上医三级教授、四级教授名录：
三级教授（23人）：
陈又新、李月云、张沅昌、吴珏、何章岑、朱益栋、左景鉴、司徒亮、顾庆祺、陶寿淇、徐苏恩、郑思競、胡哲揆、施嘉钟、林春业、陈化东、戴自英、潘继盛、翟光耀、熊汝成、崔祥瑸、顾绥岳、顾学箕
四级教授（5人）：
石美鑫、吴学愚、陈家䮽、郑伟如、夏镇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