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根据1909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对驻地等进行的一年一度的调查所撰写的报告翻译、校勘而成，分定期调查报告、调查杂录和附录三部分
“本书的编纂属于科研基础性工作，我们愿意为夯实中国新闻史的基础做铺路石。” 新近出版的《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料汇编》主编秦绍德教授这样描述编纂心得，“本书详细勾画了近代中国各地新闻事业的概貌，必将极大地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亦有助益。”他同时认为，今日的中国越来越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定会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
全方位记录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
《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料汇编》是一套宏大的极其难得的史料集成，涵盖我国近三十年间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从中部到西部几十个城市的报刊、通讯社等新闻事业概况。具体到每一个城市，它勾勒出不同年份在同一城市的报刊和新闻界的概貌（尽管也有缺漏），对几个新闻中心城市叙述尤其详细，如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
现有的中国新闻通史，往往只有重大新闻事件的纵向概述，较少有同年份全国新闻界的俯瞰；现有的地方新闻史著作也往往只有重要报刊的阐述，较少兼顾到面上的各类不同的报刊。至于对各个城市的外国人办的外文报刊，更是鲜有专著介绍和研究。有了这本资料集，人们可以全方位地“巡视”全国新闻事业，并展开相应的研究。
粗粗浏览一遍，可以发现本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有许多是学术界过去不曾注意的，或者注意到但没有认识到全貌的。例如，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开始向中国新闻界渗透，用金钱收买股权控制，或直接在华办报。在华外文报刊中，日文报刊实际上是最多的。有一个时期，东北的一些城市甚至只有日文报刊，而无中文报刊。又如，1916—1919年，广东的新办报刊达到一个高潮，但寿命都很短，其背景错综复杂。再如，书中对通讯社在中国的出现、兴起，以及各地通讯社名录有详细的统计，这恰恰是以往新闻史所忽略的。“这些举例可以说是挂一漏万，该书提供的历史线索千头万绪，相信后来的研究者一定会抓住头绪，展开一个又一个研究。”秦绍德认为。
资料从《史料集成》翻译编辑
在军阀混战的旧中国，由于地方割据、政权频繁更迭，我国没有统一的持续进行的全国报刊、通讯社的调查统计。即使个别人做了一点（如1934年胡道静的《上海的日报》、1936年许晚成的《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等），也勉为其难，无法周全。反倒是日本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
本书资料来源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从《史料集成》翻译编辑而来。据《史料集成》介绍，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外务省开始注意调查中国各地的报刊发行情况。1908年下令所有在华外交机构按照规定项目对中国报刊等展开调查。这是对在华报刊普查的开始。第二年，即1909年，外务省又下令今后每年调查一次，并指定调查项目，规定报告格式、报告提交时间。普查由此成为定期调查。外务省收到各地报告后，当年或隔年汇编成册，内部印发给相关部门。这种定期调查至少持续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
定期普查报告的对象，涉及在中国土地上发行的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各语种的报刊，还有中外通讯社和通讯员。其中报刊的总数，1909年，中外文报刊仅122种，1919年达到378种，1925年达到495种，1933年达到542种；受调查的通讯社，从1919年的20家激增至1925年的227家。
定期普查报告涉及的城市，一般以日本领事馆所在地及管辖的地方为主。1909年的报告集有27个城市，1936年激增至89个城市，不仅东北地区增加，而且内地也有增加。显然，定期普查城市的拓展和深入，和日本侵华的脚步是同步的。
以上情报报告集的日文原件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已解密向公众开放。报告集是当年日本外务省根据各地领事的书面报告排字印刷的，而各地领事的原始报告不少是手写的（越是早期越是如此），有些报告字迹十分潦草，因此存在大量误排，尤其是中外人名，甚至原文有些文字因印刷质量差而难以辨认。为此，编者贯彻“尽量保持原貌”的原则，除通过校勘纠正明显的差错外，保留不同年份的地名次序，保留同一报刊不同年份的创刊日期、人名差异，保留原文的叙述等，以利于研究者认知原貌。
综合史料，考订和校勘调查报告的要素
本书的学术价值除提供确切的翻译之外，还包括校勘工作。情报史料的翻译，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力求准确。而校勘的任务是辨误，然后纠正或存疑（在缺少可靠依据纠误的情况下存疑，提出存疑也是一种发现）。《史料集成》的准确程度参差不齐的，许多地方有差错和偏误。由此，校勘不可或缺。
校勘成果在书中以脚注的方式体现。校勘的对象是报刊名、创刊年月、办报人、主笔、办报地点、刊期等，这些构成报刊存续的基本要素。不首先将这些搞清楚，就无法探究报刊创办的原因和背景，更遑论研究其他。
校勘要斟酌研究，但校勘不等于研究，校勘只是研究的基础。本书校勘的依据是中国新闻史现有史籍，包括报刊名录、编年史、地方新闻（报刊）史志、资料集、图书馆藏报目录等。秦绍德略有遗憾地说，这些基本上属于间接证据，可直接、最有力地佐证各报刊构成要素的是至今散存于各地的当年报刊实物和档案材料。但由于年代久远，历经时局变动和战乱，大多数报刊实物、原始档案已经散失了。本书要依据直接史料校勘已力不能及。他相信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以纠正本书未及纠正之偏误。
背景链接
2014年，许金生主编的《近代日本在华报刊通信社调查史料集成（一九〇九—一九四一）》（日文影印版，线装书局2014年版）出版后，我们治中国新闻史的同仁不禁喜出望外。因为这是日本人当年收集的有关中国报纸、刊物、通讯社情报的第一手资料。为便于不谙日文的读者阅读、使用这批资料，我们以鼠吞大象的气概，决定对此书进行翻译、校勘，同时对这批资料做进一步的整理与补充工作，于是有了这套《日本情报中的近代中国报刊史料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