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片的创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挖掘传主“秘不示人”的猎奇性素材，或者塑造一个与观众已有认知迥异的“新人”形象。相反，由于观众对于传主多少是熟悉的，传记片的创作方向要么是将观众脑海中只有笼统印象的人物，变得立体可感；要么将观众此前只有模糊概念的历史事件，通过人物的亲身经历，变得鲜活具体。
除了使观众对传主的认识更为深入，对传主的人生境遇有身临其境般的感同身受，传记片还必须通过传主的“事功”，对观众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和思想上的冲击，并使观众获得蕴藉而深沉的人生体悟。在此过程中，传记片要用大量细节填充传主的人生经历。这就意味着，传记片必须决定，究竟是“以事件折射人物性格”，还是“用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这两种处理方式看起来都完成了塑造人物的任务，但艺术效果迥然不同。
电影《望道》没有全景式地回望陈望道的一生，而是聚焦于1919年5月至1949年5月这三十年里，他的革命和战斗生涯。影片将他置身于最为动荡的历史情境中，去书写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内心激荡，并突出他身上一以贯之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境界。
影片有意选择了中国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那个看不到“光”的年代里，有人执着探寻，有人沉沦堕落，也有人渐生退意。正是在这种杂芜的人生百态中，才能意识到陈望道坚持在黑夜中追光的可贵。
影片开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场景里，这里有大量青年学生，画面多是亮调，且有暖光。影片在上海的第一个场景，是陈独秀到著名翻译家费煌堂先生的家。这里是一个石库门建筑，暗调的画面，逼仄的空间，令人倍感压抑。
这两个场景不仅承担了介绍人物和交代核心情节的作用，还暗含了时代性的隐喻。陈望道和陈独秀都是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有一腔改变民族命运，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和热情。陈望道通过对身边的学生传授真诚、平等的现代意识，融入反抗权威，追求个人独立与解放的精神，为学生的人生带来“光”，为社会变革和国家进步带来希望。陈独秀则想引入更为先进的斗争理念和思想武器，作为革命的行动纲领，认为这才是中国需要的“光”。
这就可以理解，陈望道回到义乌老宅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影片不时用特写强调那盏黑夜中的油灯。油灯虽小，但灯芯明亮，并使房间洋溢着一股暖意。这是陈望道心中的理想之光，也是《共产党宣言》所带来的光明。我们需要用“光”来驱散寒意，用“光”来照亮前路。
影片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编织了一条完整的情节线索。当年负责印刷《共产党宣言》的工人杨阿龙，因这本书受到启发和鼓舞，走上革命之路。当杨阿龙倒在反动派的枪口之下，他珍藏的《共产党宣言》作为一颗革命火种得以流传，成了儿子杨逢林的珍贵精神财富。当杨逢林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在离开重庆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陈望道，生命像是完成了一个奇妙的轮回。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共产党宣言》是艰难时世的一盏明灯。这时的陈望道，已经从一个追光的人，成为别人心目中的一道光。
这是影片值得肯定的艺术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