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要在所有中华文化元素中，挑选一个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你会选什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郭永秉教授看来，我们每天使用的汉字当属其一。汉字，国人对它“日学而不察、日用而不觉”，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密码，连接着古老中国的过去与现在。郭永秉指出，汉字的发生和形成，与宗教、政治及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数千年来，汉字在维护民族共处关系与维持政权统一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作用，并展现出愈来愈强大的生命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以下是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汉字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学大师饶宗颐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者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饶宗颐是中国古文字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他对汉字重要性的评估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书法印章版刻活字，这些中华文明的代表性事物，无不是寄托或附着于汉字这一物质载体之上。说汉字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各种发明当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发明，也许并不为过。今天，我们就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一看汉字的重要地位和它的特殊意义。
神圣的汉字书写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的产生一定比语言晚。关于汉语具体形成的时间，学术界还未有定论。目前，我们已知的成体系的汉字资料殷墟甲骨文，大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自原始汉藏语分化以来，有文字记录的时间占据了汉语本身历史的一半左右。文字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夏朝的起源、发祥地、都城等问题，今天之所以还有很大的争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缺少文字资料的确证。
从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春秋战国时代的各类文字，秦代的篆文、隶书，汉代的隶书、草书，到东汉魏晋南北朝的行书、楷书，汉字逐步演化成熟。自诞生之日起直至今天，汉字历经数千年发展变化而从未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非常特殊的现象。放眼世界上各大古文字，包括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都没有完整地、体系性地流传下来，即便后来有一些字母文字跟它们有亲缘关系，但也并非是一目了然的关联。
汉字的产生和形成，与宗教、政治及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古代有仓颉造字的传说，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专门负责记录历史，同时还承担一些祝告、祭祀等神职工作。《论衡·骨相》记载：“仓颉四目。”说仓颉有四个眼睛，观察非常细致，看鸟兽在地上留下的足迹，通过这些印记把事物区别开来。仓颉明察秋毫，因此能够创制文字。《淮南子·本经》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创造汉字的仓颉充满了神性，而汉字的产生也被描绘为某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过程。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早期，民神杂糅，人们认为平民是可以直接跟神灵沟通的，能够自由地交流上下、往来天地。直至文字发明，祭祀的权利被逐步垄断了，只有掌握文字的贵族高层及巫史才能与神灵交流沟通，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因此，古人认为汉字是非常神圣的，对汉字有着特殊的崇拜、敬畏之情。
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先民记录在器皿上的一些符号，往往带有某种宗教意涵，和后来汉字的发生发展存在一定关联。在夏、商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用于祭祀的陶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用朱砂绘写的、具有宗教意涵的符号或文字，比如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的祭祀坑出土的陶缸，在口沿、外壁上可以看到很多状似实物图形的符号，有的是一个太阳下面有一座山，有的是一个鸟驮着升起的太阳，有的是鸟下面有一个类似神坛的形状，它们与先民的太阳崇拜、鸟崇拜等原始信仰有关。这些符号往往涂朱或者朱绘。郑州小双桥祭祀坑出土的陶缸上就有目前所知最早的确切无疑的朱书汉字，时代较殷墟甲骨文还要早一百年上下。大家知道，甲骨文大部分是用刀刻写的，但很多甲骨文刻写了之后还会涂朱，还有的是直接用毛笔蘸了朱砂写的，凡是涂朱或者蘸了朱砂写的，大多是非常重要的、在占卜中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这是一种强大的、从新石器时代继承下来的文字使用传统。
再比如，青铜器上的铭文最主要的功用就是标记它的祭祀功能，包括祭祀的对象、祭牲等。在殷墟侯家庄出土的两件青铜器上分别有“牛”和“鹿”两个字，其相对应的青铜器外部有牛头和鹿头的形状，表示它们分别是烹牛、烹鹿的鼎。还有的青铜器铭文则是标注祭祀时摆放的位置，因为古代祭祀场合器物怎么放都是有讲究的。
《尚书·多士》记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夏商之际，中国古人开始在典册上书写文字、记录历史大事，汉字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殷革夏命”，意为殷朝把夏朝的天命革了。古人认为帝王统治天下，是要由上天赋予合法性的，如果没有这个天命是不行的。如果你做得不好，上天就把你的命革了，换另一个国族来承受天命，这是跟上天的意志有关的，因此要用文字把改朝换代的戎祀大事记录在典册上，以证明由上天意志确认的合法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史书写、文字书写是非常神圣的，它记录的都是军国大事。中国古代形成了独特的史官制度，也留下了不少史官秉笔直书的故事。董狐直笔记录“赵盾弑其君”。齐太史兄弟三人因直笔记录“崔杼弑其君”被杀，“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古代史官都是家族传承的，崔杼弑君以后，齐太史家兄弟三人前仆后继、不断地记录，哥哥写了以后被崔杼杀害，弟弟再写又被杀，最后小弟再写。南史氏听说这一家都快被杀死了，抱着简册赶到朝廷中，听说最小的弟弟已经把历史记载下来才放心回去，他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从汉字诞生以来，我们的史官就形成了一种传统，他们是对天对神灵负责的，而不是对王负责，他们的职责天然地具有一种神圣性。我们看甲骨文的占卜中，也不乏秉笔直书的例子。“己亥卜，永贞：翌庚子酒（其雨），王占曰：兹惟庚雨。卜之(夕)雨，庚子酒三啬云，其……既祝启。”说己亥这一天，王占卜说庚这一天会下雨，但是到第二天庚子行酒祭的时候，天气是多云，等到祭祀完了以后，天放晴了，整个祭祀的日子都没有下雨。王的占卜没有应验，但神职人员还是如实地把这些事实记录下来。古代的文字书写、历史书写不是一味地谄媚，而是要对天负责。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隔代修史的历史传统，这种修史的连续性、神圣性，和汉字的渊源是有非常大关系的。
汉字与“大一统”理想
从一个个小的酋邦到部族联盟，再到王朝国家，慢慢成长为大一统帝国，汉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出土的青铜器分布来看，随着青铜器铭文使用范围的逐步推开、扩大，汉字文明逐渐向外拓展，中国的版图也随着这种历史进程不断地扩展。可见，古代汉字文明在大一统王朝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汉字的书写非常繁难，早期汉字的偏旁结构是可以互换的，左右上下可以颠倒，可以加减偏旁，同一个字有很多不同写法，每一个人可能上午写的跟下午写的字不完全一样。但是汉字内部始终有一种稳定性，就是强调正体，反对俗体、异体。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列出了正体、俗体、异体，写明正规的写法应该是怎样的。在中国古代，“写对字”也是通经致仕的必要途径。这种对于汉字内部统一性的强调在历史上被传承下来，对汉字延续至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汉字一统，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和统一。今天我们讲“书同文”，大家一定会马上联想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举措。其实，我们对比西周时代中央王朝及其附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与较远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字形，几乎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可见早在周朝就采取了有力的文字一统措施，只是没有在史书上被记载下来。
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一权势不再，从出土的青铜器、陶器、货币等来看，晋国、齐国、楚国等诸侯国之间的文字风格、字形结构慢慢有了很大的差别。战国时期，周朝彻底失去了王朝的威权，形成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东南方的国家文学艺术比较发达，讲究美观，形成了文字的装饰艺术，所以很多美术字都是在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等国家出现的。战国时期，各地的常用文字写法非常不同，对于国家间货币、器物和文本的通行都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汉字内部差异最剧烈的时代。
战国时代的“文字异形”状态持续时间并不十分长久。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推行“书同文”的举措，统一文字规范、语言规范，将与秦不同的文字全部罢黜。这既是政权一统的外在需求，也是汉字本身对差异性逆反的内在动力导致的必然结果。举一个小例子，在湖南里耶古井（8-642）出土的“书同文”文字规范诏书中，详细规定了“旦”字的写法，要求上半部分的“日”字中间一横不能碰到左右，下半部分的横不能碰到上面的“日”，这就是我们今天“旦”字写法的直接来源。大家看，秦朝一个“书同文”的国家政策可以规定到如此小的细节，而且落实到当时属于边陲的湖南里耶这个地方，国家机器自上而下的权威性、行政效率可见一斑。
历史上，武则天也曾经推行过文字改革。公元7世纪晚期到8世纪初，武则天建立武周王朝，她执政期间一共经历了五次改制。我们今天去判定唐代出土文献文书、碑刻墓志的时代，武周时代是最好辨别的，因为它修改颁布了很多武周新字，包括“初”“君”“年”“圣”等，大概有二十多个。武周时期改的汉字，都跟原来的字多少有一些关联，但又在字形上有所变化，赋予了一定的意涵。
当然，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武则天，他们采取的文字统一或文字改革举措，其实都蕴含了类似的政治意涵，要体现君临天下、圣德遍照、“四海攸同，八方来朝”的寓意。纵观历史，汉字本身的统一和更革，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大一统进程是紧密相关的，它寄托了中国古人对国家一统的想象，反映了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的天下观。在记录和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维护民族共处关系与维持政权统一方面，汉字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作用。
汉字“跨越时空”的力量
汉字有一个特性，即它适应于庙堂保守的书面语，而不是适应于记录口头语言。明代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记录下了很多当时在中西交往中留下的对中国的印象。利玛窦就发现，在中国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蘸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者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
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也讨论过西方语言跟中国语言之间的差别。他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提到：欧洲语言凡是应用于某个时代的文学里，有些词语是当时很流行的，但是到如今已有许多不适用于现代的英语了，要是用进去，恐怕就会发生笑话，中国语言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譬如某个语词曾经一度被某部杰作所采用，因中国文人很喜欢摹效它，于是这个语词便成为不朽之物，永远流行。
直到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古语都是典籍中遗留下来的。比如恭贺新禧，这个“禧”不是喜乐的意思，是福气的意思。十天为什么叫“旬”？“旬”是遍的意思，把天干“周遍”一次，就是十天，因此十天就是一“旬”。什么叫康庄大道？《尔雅·释宫》：“……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五个方向都通是“康”，六个方向都通是“庄”。奔走相告，这个“走”不是走路，而是奔跑的意思。这样一些汉字的古义，在成语等古语中留存下来，我们需要查考古代像《尔雅》这类著作才能明白其原来的含义。
几千年来，中国能维持“文言”一统中国书面语言的长久局面，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对此，学者们有不同角度的解释。胡适认为是因为有科举考试，大家要写文章、作八股文，因此都会去学文言。也有一些人把文言的长期统治地位归结到中国人的“崇古心理”。他们认为，中国人似乎总是认为上古三代是最好的黄金时代，梦想回到周、孔盛世，所以会有一种趋附、仿效两周秦汉语言的心理。这种意见也不见得没有道理，在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潮以后，历代科举之所以选择文言而非白话作为应试的官方语言，应该也有出于对周公、孔子等崇拜心理使然。
但实际上，文言的形成、长期存在和发展，最主要的物质基础是汉字。汉字是“语素文字”，不直接记音，这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拼音文字的特点，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人，可以按照各时代、各地域的读音去读同一个字。从先秦时代到我们今天，汉语的语音变化是非常剧烈的。大家想一想，孔子当年讲的话如果用录音机录下来，听上去一定跟外语一样，我们今天当然是完全听不懂的，但是其弟子写下来的《论语》，我们今天却还能读懂一些。正是因为有汉字，历经数千年的汉语便可以通过汉字这个媒介沟通起来，并且部分弥合了古今汉语发生的巨大变化，古人的语言和思想得以通过文言文跨越时空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学语言与活的语言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直到今天，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而且，文字与语言的脱节又加强了文字的单音节性。事实上，文言中的单音节字明显多于口语，因为其背景是阅读而非口头发音。林语堂的《中国人》指出，这种极端的单音节性造就了极为凝练的风格，在口语中很难模仿，因为那要冒不被理解的危险，但它却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美。于是我们有了每行七个音节的标准诗律，这种效果在英语或任何一种口语中都是绝难想象的。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散文中，这种词语的凝练造就了一种特别的风格，其中每个字、每个音节都经过反复斟酌，体现了最微妙的语音价值，且意味无穷。先是在文学传统上青睐文绉绉的词语，而后成为一种社会传统，最后变成中国人的心理习惯。中国文学方面的特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林先生的这些见解是值得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传统的人重视的。
汉字既有适应庙堂书写的向心力，同时又有在民间向俗而生的离心力。在一些民间的实用场合，老百姓有自己的方法去使用汉字，那些字形和用法可能得不到官方认可，但是大家默认它的存在，在日常使用中能够便于信息沟通。这就是汉字的好处，它是适应于各个阶层的。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汉字始终非常活跃，而非死水一潭。国家兼并、人民迁徙、异族入侵与融合、外来文化的传入，都没有让汉字退出历史舞台，其生命力反而愈来愈强大。先民所创制并传承至今仍在使用的汉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物，值得每一个华夏儿女珍视与爱护。
【思想者小传】
郭永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先秦秦汉文献）。出版专著及论文集共五部：《帝系新研》《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金石有声——文字与文献断想》《<老子>通识》。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曾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复旦大学首批“卓学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等。 （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