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科技赋能发展，创新决胜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目前，上海正在加快推进科创中心建设，着眼“从0到1、从1到10”的创新全过程，为城市发展带来“核聚变”效应，全力服务国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从0到10’的科创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培育‘核爆点’，在全过程创新中，每个环节缺一不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对此深有体会。凭借“有序介孔高分子和碳材料的创制和应用”项目，捧回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后，他率领团队勇闯“无人区”，投身科技成果转化。目前，该团队研发的新一代分子筛催化剂已投入应用，每年增产上百万吨优质油，创造了数亿元的利润。
总结近几年的成果转化经验，赵东元直言：让科研创新成果转化落地，不仅需要“从0到1”的科研努力，也需系统化的组织。在他看来，科研“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将政、产、学、研等要素集聚在一起、形成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从0到10”的创新。
赵东元同时提醒，培育更多创新种子、营造尊重创新的社会氛围十分重要。尤其要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科学家身份，在塑造更加宽松自由科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激发青年人才的内生动力。
原始创新之难，在于如何提出新问题、好问题
文汇报：建设科技强国，参与国际竞争，基础研究是基石。我们在原始创新方面还有哪些薄弱环节？整体提升基础研究水平，需要哪些新的抓手？
赵东元：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基础研究的魅力正在于可以做一些异想天开的事情——创新。
但要看到，创新有不同的等级之分。从提出全新的概念、全新的理念、发现全新的领域，到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佐证发现，类似这样的“强创新”对科研人员来说是非常难的。比如，去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点击化学。要知道，化学反应是非常古老的研究领域，但这三位诺奖得主却从中发现了全新研究领域，开启了化学的“实用主义”时代。
这个例子启示我们，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来说，要完成“从0到1”，就要能提出别人从未提出的问题。爱因斯坦也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国家之所以在原始创新方面还相对匮乏，或许与提问能力偏弱有关。只有学会从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难题提炼问题，才能结合实际去解决问题。
不过，“从0到1”并非一蹴而就。很多人认为，基础研究是一项长周期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更贴切地说，一个新理论的出现，其实是科学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加以总结而得出的结果。因此，科学要走到前沿，离不开一代代研究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知识体系，为这个体系不断添砖加瓦。
对于基础研究，我们要多一点耐心，不能操之过急。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创新链上容不得任何“意外”
文汇报：在“从0到1”，再“从1到10”的过程中，你有哪些体会？有没有一些难关是特别难忘的？
赵东元：坦白来讲，对我来说，成果转化比做研究还要难。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我遇到了在实验室里前所未遇的问题。科学某种程度上是异想天开的幻想，是设想和论证。但技术要求把想法付诸实践，落在实地。在规模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我们走过不少弯路。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光为了解决介孔纳米小球的过滤技术这么一个“小问题”，我们团队就前后耗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再比如，从实验室中的小剂量实验，一路拓展到后面的投产、开始大批量生产后，我们遇到了很多新问题，诸如材料溶解不均、产品性能不稳定、生产过程中的温度控制等等，可以说，每个看似微小的变量都会对最终成品产生影响。
其次，试错带来了成本和效率压力。一项成果在落地成为产品之前，往往需要经过多轮实验、耗费大量时间。对于企业方和投资方而言，时间就是成本，资金链的压力可想而知。就以印刷电路板这个项目来说，从中试环节到投入企业实际生产，其间不断迭代，前后经历了近6年的优化。如果投资人等不及，中途就会放弃、撤资。一旦资金链断裂，成果转化的链条也将就此中断。
此外，产品生产过程中还会伴有副产物的成本——这些成本在最初很难被完全精准测算。成本的额外增加，也会给生产主体带来压力。这种种意外情况，对身在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而言，很难周全考虑进去。
第三，不同专业的团队在一起合作，也会存在痛苦的摩擦、磨合过程。比如，不同学科之间开展合作，语言转化的过程就很复杂，必须要将自己的研究“翻译”成对方能听懂的语言才行。有时，为了推进项目中的一个具体环节，我需要说服整个创新链条上牵涉到的各方人员，包括投资人、工程师、生产企业等等。
在这根创新链条上，任何环节上的不通畅，都会直接导致转化失败。可以说，每个环节都很难。看似简单的一款产品背后，很可能汇聚着多个团队多年呕心沥血的原始创新。
不过，这段经历也是必由之路。如今，我们的成果转化已初有成果。由我们团队研发的新一代分子筛催化剂，实现了分级催化，提高了重（渣）油裂解的效率。目前，新一代分子筛催化剂已在齐鲁石化投入应用，每年可增产上百万吨优质油，创造了数亿元的利润。
文汇报：要推动更多实验室成果投入转化、走向市场，你有哪些建议？
赵东元：坦率说，我也明白，自己头顶着“院士”光环，已经受到了一些方面的优待，减去了很多琐碎的环节。对普通的科技人员来说，如果他们拥有好的技术，却缺乏好的平台、资源对接，这项好技术很可能就被埋没了，这是最令人感到痛惜的事情。
实际上，随着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的交叉属性愈发明显。要想做好一个项目，离不开跨学科团队的不断沟通、磨合、反复实验。即便是顶尖人才，其研究也不可能只靠自己来完成，而是需要整支团队来支撑。
就拿我所做的介孔材料研究来说，在成果转化的过程中，需要和化工、机械领域的专家团队保持合作。即便我们有能力研发出新材料，但如果新材料后续无法实现优质的过滤和分离，不能控制好温度，那么它就很难变成产品落地。
因此，我的建议是，要围绕“从0到10”，完成科研组织形式的“进化”。比如，可以由政府牵头，将投资人、场地、实验室等各类要素汇聚起来。比如，可以通过强化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平台的集聚效应，为有志进行成果转化的科技工作者提供政策支持。
再如，从学校层面，也可以加大力度试点用知识产权作价投资、探路赋权改革。以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为例，为支持科研人员进行创新创业，学校已明确了多条途径。比如，学校制定了“赋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由发明人团队申请专利技术的赋权，学校组织专家判断该专利技术是否为重大科技成果。若为重大科技成果，学校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进行赋权，发明人团队占所有权的70%，学校资产经营公司占所有权的30%，由二者共同将该技术发明进行作价投资，并按所占股权多少获得收益。
打造非功利科学环境，让科研人员自由生长
文汇报：加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应当如何激励更多年轻人才安心挑大梁？
赵东元：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基础研究迎来了春天。
作为一座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已汇集了大量人才资源。上海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我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从引才到育才的过程。一方面，基础研究需要有组织地进行，为科研人员提供各方面保障；另一方面，也需要为科研人员适度松绑，提供更加宽松的科研环境，让其自由探索。
要知道，有目标导向、有组织要求的科学研究，一般都是由现实需求驱动的，它所取得的成果能很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但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往往有赖于真正的原始创新。这种创新可能经历多次失败，从现实角度来说，也并非所有的基础研究都能够最终落地为产品。
所以，有些创新的思想需要科学家在闲暇时间通过思维碰撞产生，这样的自由探索同样很重要。在我的实验室里，我很少给予成员专利、论文等方面的压力。他们有想法，随时可以找我交谈。原始创新有时候正是迸发于不断的讨论之中，灵光乍现。这种闲暇的交谈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
此外，除了制度上的倾斜、财政等方面支持，我也建议，政府层面能围绕青年科研人员在医疗、子女托育等方面的诉求，解决好人才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做研究
文汇报：为了培育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加法？
赵东元：要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尤其是要在全社会对科学、对科学家形成正确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我曾在中小学和大学做过一项调查：小学阶段，几乎每个学生都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科学家；而到了大学阶段，100名学生之中仅仅5人愿意从事基础研究。照理说，大学生是距离科学家最接近的一批人，为什么他们却主动放弃了这关键一步？原因何在？
或许，过度的应试教育抹杀了一部分学生的创新思维，磨灭了他们对科学世界的探究兴趣；此外，在一些不正确的舆论影响下，科学家被贴上了“天才”“清贫”“怪人”等不同类型的标签，对科学家的认识有失偏颇。
就从我个人成长经历来看，我最多是一个聪明的人，但绝对和天才沾不上边。从事化学研究也完全是出于热爱。上世纪90年代，我从美国回到国内时，一个月才拿一千块工资。但正因为热爱，我并不觉得日子清苦。迄今为止，放眼国内外，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中也很少有人是所谓的富翁。回头来看，我之所以能够在研究中取得一些成绩，与热爱和坚持密不可分。
因此，我建议，不妨在基础教育阶段、在培养学生自由探索的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方面做加法，对科学教育做加法。同时，社会在宣传科学家时，也不必过于英雄化，要展示出更加真实、有血有肉的科学家形象，方能激励更多青少年拔尖人才投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