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末，我进入第八军医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生理学科助教。1958年后，我校与江西医学院合并，不久后我晋升讲师。1960年夏，学校推荐我报考研究生。
报名时我当即选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理学专业。上医是全国有名的重点医学院校之一，当时拥有16名入选国家人才计划的教授，居全国医学院校之首。生理学教研室的徐丰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全国各医学院校本科生所用教材，大多数都是上医教授主编的，而生理学教科书的主编正是徐丰彦。我早就十分敬仰徐教授。踏进上医这座知名学府的大门后，我十分幸运地就读于徐教授门下，愿望得以实现。
徐教授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对学生们科研工作的立题设计、实施进展以及论文写作，他始终坚持“放手不放眼”的原则。他每一两周都要与学生面谈一次，一一了解和掌握大家的文献阅读情况、课题的构思、实验方法的创建、计划安排、实施情况、存在问题等。对每个研究生的指导，他都有明确的针对性，但只给出大的方向，他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主见，大胆探求未知世界。他注重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他知道我已任教数年，便免除我参加教学实践的任务，理论课学习结束后，让我将全部精力用于科研。
在我之前，上医生理学专业已招收过两届研究生。首届于1956年入学，第二届于1959年入学。我于1960年秋入学，算是第三届。我们这三届同学，在数年的朝夕相处中结下深厚友情，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和互相帮助。例如我的部分研究内容需要在正常人体上进行观察，同学们都热心充当志愿受试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时配合我。我论文中的一些实验结果，正是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我在设计、制作仪器方面较为善长，因而也会尽己所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我们生理教研室在徐教授的带领下，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多次受到过学院的表彰。我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十分幸福和快乐地度过将近四年的时光。教研室大部分成员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得。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林雅谷老师，他在我离开上医后不久就被调往上海气功研究所任所长，我课题所需的气功观察对象，都是他从所里选送的。林老师温文尔雅的形象，一直驻留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的我们精神面貌很好，有一股不怕艰苦、积极向上的劲头。基础部的研究生和中青年教职工，曾组织过一台大型演出活动，主要节目有话剧《年青的一代》和大合唱。
话剧《年青的一代》是当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全国许多有名的话剧团都演出过，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我们也将它排练出来供全院师生观赏。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姚泰等请来上海青年话剧团的知名导演到现场指导。
在剧中我扮演老干部林坚，姚泰扮演烈士后代林育生，其他演员还有宋玲玲、左焕琛、魏玉屏、贾瑞菊、陈子彬等多位校友。大合唱的队伍，则几乎把基础部的中青年都组织进来，阵容相当可观。钢琴伴奏是曹小定学长，男声和女声领唱是我和药理室的宋玲玲同学。这次演出，得到学院各方面的支持，连理发室的师傅也积极出力。他们得知我扮演的是老干部时，演出前还特别细致地为我做好相应的发型。当晚我们在西院原大饭厅（当年兼作礼堂之用）正式演出，座无虚席，赢得了阵阵掌声。
我的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徐教授希望我能留在上医。上医工作条件优越，导师和教研室同志都很信任我，我很愿意留下来。但我也十分不舍江西医学院关爱我的各级领导以及情同手足的战友，陷入了双重情感的夹缝里，最后只好服从双方组织的协商结果，于次月离沪返赣。
那时提倡艰苦朴素，一切迎来送往都形式从简，不讲究排场。离开前，大家为我举行非常简朴的送别仪式。教研室特地为我设计了一张精美的纪念卡，代表了师友们的心意，表达了大家对我的肯定、鼓励和期待。我一直珍藏着它，它成为我前进的动力，数十年来都丝毫没有懈怠，不敢辜负大家对我的殷切希望。
离开上医以后，每逢到上海开会或出差路过上海，我都会挤时间重返上医看望师友们。我与上医的感情纽带，相信一直会维系到我生命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