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改革开放后
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引领者和开创者
“比较政治学”一名正是出于他的译作
他是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首席教授
和首位博士生导师
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人
他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系主任
为推动复旦政治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日前
他因“对改革开放后
中国政治学学科恢复与发展
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荣膺上海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学术贡献奖
他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曹沛霖
“比较政治学”的名字出自于他
阳光洒落的窗前，一位身穿衬衫的老人端坐在家中的藤椅上与来访者侃侃而谈。他声音洪亮、目光炯炯，说话时还不时翻阅着身边摆放的各类书籍。很难想象，这位精神矍铄的教授曹沛霖已90岁高龄。
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引领者和开创者，他提出的通过经济看政治、制度分析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等观点，有力推动了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的开展与深化。
“比较政治学”一名正是出自他主持翻译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该书引进现代西方政治分析方法，成为当代政治学人了解世界的入门之作，影响几代政治学人。“‘比较政治学’这个名字是我们定的，前面没有人翻译过，我们做了一个起步的工作。”
曹沛霖主张在做研究时尤要以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外国人站在西方的立场看中国，而我们研究比较政治学要立足中国，站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世界。”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所著所述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在研究过程中，他还提出“政治知识化”的重要论断，对超越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有着重要启示。
“当时讲‘政治’很多，但是没有‘学’，要讲‘政治学’，那就要知识化、系统化、哲学化。”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学最早从“知识化”角度反思西方政治学的学者，他认为要让中国的政治学在世界享有一席之地，就要将政治经验进行总结，他提出的三个走向——走向理论、走向实际、走向世界，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代议民主制，到行政集权民主制，再到道德集权民主制，在西方政治制度的制度形态演化规律中，他提炼出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两大传统——共和和道德、民主和科学，总结出了四大原理——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原理、分权制衡原理和法治原理，如今这一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已成为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知识体系。
“在我看来，曹老师一直提倡的‘制度背后的制度’‘制度的精神’，为我现在研究中外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所谓学术的薪火相传，我想就是这样。”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说。
63岁担任国际政治系系主任
1995年，曹沛霖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当时的国际政治系下设三个专业——政治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
“我当系主任的时候已经63岁了，一做就是4年，我是全心全意办好我们这个系。”
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专业间的融合发展，奠定了后来学院政治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融合发展、协同发展的大政治学学科基本格局；同时始终坚持公正办事、不谋私利、在政策许可范围内为老师们谋福利的做事原则，这也为他在师生间赢得广泛认可。
在当时，“打基础”与“搭平台”，是曹沛霖带领院系发展的两个重要“抓手”。“要把系建起来，首先要搞教材。”在他看来，教材就是学科发展的基础，要培养出好学生，没有好教材是不行的，即使在退休后回学院看望时，他给出的希望同样是要抓好基本教材建设。
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专业发展平台，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学位授权点建设，“我们当时花了大力气建博士点、硕士点。”，他认为要保持复旦政治学科的发展势头，就必须后继有人，培养好自己的博士、硕士人才更是重中之重。
在担任国际政治系主任期间，他还积极推动复旦与兄弟院校在政治学学科方面的共建交流，在高校之间营造浓厚的学术合作氛围。
“学生到我的房间随便跑”
不同于“师傅带徒弟”的培养模式，作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首席教授和首位博士生导师，曹沛霖主张对博士生采用“群体培养”的教育模式，鼓励学生接受不同老师的培养，从而吸取各自优点。
为了让学生们拥有多元视野，他积极为学生创造学习机会。“以前出去开会的时候，我常把硕士生带着一起去，因为开会的时候都是专家，学生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
他也从来不用自己的东西限制学生的发展。“有时候学生做的东西我不懂，我就会去请教其他懂的教师。”曾有学生的博士毕业论文涉及许多哲学观点，为了理解这些想法，他主动请教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最终在他们的共同指导下，该论文还获得了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作为老师，曹沛霖始终将“责任”记于心头，“我这辈子上课从来没有迟到过”，他这种负责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指导上。
“他看论文看得很仔细，每一章都做很多批语，包括里面的一些用词，他都帮你改过，有时候会有很多的问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写。”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明明是曹沛霖的第一批博士生，他说在论文开题前，曹老师都会反复多次修改学生的提纲框架；在论文写作时，他还会主张学生写完一两个章节就给他看。
对学生，曹沛霖总是爱护有加，学生经常去他住的宿舍，边吃边聊学问、聊国家大事。“学生到我的房间随便跑。”不仅自己带的博士生和他很亲近，不是他带的博士生也因他的一视同仁和他关系很好。
喜欢读书，为了教书而读书
“自己这辈子无非就是‘三书’——读书、教书和写书。”即使是耄耋之年，阅读依然是曹沛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里至今仍订阅着六份报纸。
尽管平时也喜欢看《红楼梦》，也爱读巴尔扎克，但更多时候他说自己是为了教书而读书。由于成长于战争年代，加之家里困难，所以基础并不好，因此他每教一门新课前都会通过读书来给自己“补课”。
“每次讲课，不管讲过多少遍，我都要更新材料，要换更好、更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在他看来，当老师的，“肚皮”空空是不行的，因此读到重要文章时，他总会反复地读，并写满密密麻麻的笔记；报纸上的文章他也会看，精彩的还会把它们剪下来，整理成一本本剪报本。“这些材料在讲课的时候大有用处，你要讲课讲得好，没资料是不行的。”
“听他的课特别有感觉。”陈明明说，曹老师学术上的融会贯通与课堂上的启发式教学让他受益匪浅。虽然一直有自己详尽的教案（后被学生收录整理于《制度的逻辑》一书），但他从不照本宣科，上课就像是在和作者“对话”，娓娓道来中充满着理性的思辨。
“曹老师对话式的上课风格，我印象很深。作者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东西？他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他想达到什么？他的逻辑在他整个思辨过程里会碰到什么问题？碰到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培养学生善于思考。”
耄耋之年，尽管耳背有些严重，视力也不太好，但曹沛霖的依然思维清晰敏锐。他常会把自己阅读时所思所得以及疑问详细记录下来，每当有学生来探望他时，他与学生谈论最多的也是最近看的书。
曹沛霖常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在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中，他甘为人梯、无私奉献，乐为教书匠，愿为铺路石，“我们是踏在别人肩膀上上来的，我也希望学生们能踏着我的肩膀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