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陨落。7月17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原校长、 宁波诺丁汉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馆资深馆员杨福家与世长辞。就在几天前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还深情地寄语同学们要点燃火种、实现梦想，一起共同构筑中华民族的“中国梦”。
杨福家的人生哲学就是追求卓越，终其一生。他都在为此实践。
在学术方面，他名满天下，是世界知名的核物理学家，也是首位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的中国核物理学家。如今的上海科创地标——上海光源的建设，正是杨福家与谢希德等科学家积极建议并推动建设的。
在育人方面，他智慧犀利，是令人尊崇的著名教育家，是复旦人心中的杰出校长。他2001年起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是首位担任外国知名大学校长的中国公民。他积极倡导博雅教育的理念，加强学风考风建设，积极为青年人创造机会。
“哥本哈根精神”的学术实践者
1954年9月，杨福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在大四那年，一级教授卢鹤绂开设了富有色彩的原子核理论课，并担任杨福家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让杨福家领略到绚烂的“物理之美”。
1963年，杨福家被公派到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学习。在那里，他感受了广受美誉的哥本哈根学术精神，那是一种平等、自由讨论和相互紧密合作的浓厚学术氛围，没有什么人高高在上。这也造就了杨福家一生的学术底色。他认为，那是物理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有科研的地方，就应该提倡这样的学术精神。
作为老师，杨福家善于发掘学生的闪光点。他对学生说，找准优势与特长比片面注重分数更重要，分数是表象，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一旦找到自己的火种、特色，就能腾飞。
1978年，杨福家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系主任，并升为副教授。他在复旦、在中国建立起第一流的实验室——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1988年3月，我国首批实验核物理博士生方渡飞、顾牡、邹亚明在复旦大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他们的导师正是杨福家。
“富有前瞻性”的战略科学家
杨福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令人崇敬的战略科学家。
1988年，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出了一件新鲜事：该研究所的两家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宣布，凡是在科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者，公司将对其予以1万元的重奖。这在科学院系统尚属第一次。这一决定，正是在新任所长杨福家提出所内科研要“破零纪录”的任期目标不久后宣布的，受到了科技人员的欢迎。
1989年，国内科学界出现了一部分教授（即高级研究人员）经商的现象，社会舆论褒贬不一。时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的杨福家对美国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发现这种现象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地区和麻省128号公路旁最为普遍。而教授办公司赢利后支持基础研究，是这一“美国现象”的又一特征。在杨福家看来，“美国现象”是世界发达国家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各国形成和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经之路。我国一批优秀的科学家正在成为实业家，研究所创办一批高技术公司，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不务正业”，而是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对科学技术的客观要求。由此，他推断未来中国经济能否高速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成果能否迅速转化为生产力。
1997年，杨福家又率先对媒体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并呼吁人们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及早做好准备。
“心中有大爱”的大学校长
1993年2月，杨福家任职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他在就职仪式上说：“我准备以一颗赤诚之心奉献给孕育我成长的复旦大学。领导就是服务，为复旦人服务，是我的职责。”
杨福家认为，一流大学不仅有大楼，还要有大师、有大爱，要为潜心钻研基础科学的科研人员创造一方天地。
杨福家曾说过：“我一生的心愿，就是在祖国的大地上建设一个熔炉，让年轻人在这里锻炼、发光、成才。”这位复旦校史上最年轻的校长，上任后第一个举措就是“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不久后，复旦涌现出20多岁的教授，三四十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复旦大学教师、干部的平均年龄，是当时全国高校最年轻的，校园呈现出活力盎然的面貌。
“一流的教授应当站在基础教学的第一线。”在杨福家看来，复旦应当以一流的教学、一流的教材，培养一流的人才。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必须实行淘汰制；复旦应当有一流的科学研究。最高质量的教学，只有在浓厚的研究环境中才能进行。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应保持一支稳定的、能拿国际金牌的基础研究队伍；复旦还应当有一流的高技术产业。在发达国家，几乎每个成功的高技术产业，都是与高等学校息息相关。
在杨福家的倡导下，复旦大学开始全方位开放办学，与国内外科研机构联合创办实验室和研究中心；成立上海高校首家政府和企事业的思想库、智囊团——复旦发展研究院，积极参与市政府决策咨询，为浦东新区开发和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2013年，杨福家还专门捐出个人的积蓄成立了“梦想奖学金”，激励在第二课堂表现出优秀潜质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