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7日，杨福家院士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86岁。《世界科学》与杨院士有过诸多交集，也曾多次发表文章传播这位科学家、教育家的思想。即便现在，他的思想依然熠熠生辉。今日，借此文，与读者一起缅怀杨院士。
走近杨福家，关注杨福家，首先因为杨福家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魅力的科学家。近年来，在一些事关改革发展方向的重要时刻，人们经常能听到杨福家的声音:1997年是他率先对媒体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并呼吁人们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及早做好准备。这以后在大学教育改革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杨先生都会尽其可能提出忠告或建议。
2001年，杨福家受聘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一职。在两地奔波的间隙，只要有空，他依然会接受采访、发表演讲，关注的话题集中在当代大学的使命、如何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上。
2006年3月15日，笔者和同济大学的数百同学一起在该校的一二九礼堂听杨先生主讲当代大学的使命。听着他一如以往智慧而犀利的评述，看到他又增多起来的白发，笔者内心涌起一种冲动：杨福家是中国的骄傲，可真正了解他的人有多少呢!
有魅力的科学家
2006年3月15日晚6时许，同济大学一二九礼堂前排起了长队，不少同学提前一个小时就来排队，为的是能拿到一张入场券。
由校学生会为同济百年校庆发起组织的“同舟讲坛”的首场报告即将开场，主讲者是复旦大学原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演讲的主题是：当代大学的使命与大学生的责任。
杨院士工作非常繁忙，我几次联系采访电话打到他家都是录音电话。从他秘书那里，我了解到杨先生2006年春节前从英国返国后又到宁波等地。在不得已推掉了一些活动后，他对同济学生会的邀请却一口应承。事后他在演讲中说，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对学生会，对给大学生讲课有着本能的接受和亲近感，只要有可能从不拒绝。
那天，杨福家的报告从一些中外知名大学的校训谈起，比较分析了一流大学的成功内在因素，主题词是学生和创新。在他谈到大学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文化和精神的所在，大学生是大学最主要部分等观点时，引来在场学生的阵阵掌声。
我坐在下面听报告，虽然我已多次听过杨先生的报告，报告中的一些观点我已在不同场合听到，但我依然和在场的数百位听众一样，被演讲内容的哲思性所震撼，被他的个人魅力所感染！
我想起2001年秋，为庆祝量子理论问世一百年，杨先生在复旦逸夫楼做“量子百年话创新”的报告前，主持人王迅院士在开场白里有这么一段话：一个复旦学生，特别是物理系学生，如果在校期间没有听过杨福家先生的报告，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和遗憾。
我多次听杨先生的演讲，每次都有某种震撼的感觉。仔细想来，杨先生在讲坛上的魅力除了他作为教师具有的语言表述的技巧外，更多的是来自他的真情、直率的个性，以及能言人所未言的独到的见解。
杨福家是中国的骄傲。
年轻时他受派到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进修，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到访的中国学者，他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赢得了丹麦同行的尊敬。
改革开放后他先后出任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主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所长和复旦大学校长。复旦6年校长生涯使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积累。
正如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副校长冯达旋教授所说：“杨福家在他事业中走过的每一步路不仅留下了光辉的印记，还开拓了新的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其中他对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引进和大力推介，更是促成了几年前中国大地上对知识经济的极大关注。
在杨福家从复旦校长一职退下来不到二年，英国诺丁汉大学正式邀请他担任该校校长一职，成为出任全球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之一的诺丁汉大学最高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
首位华人英国大学校长
许多读者关心杨福家怎么当上英国大学校长。记得几年前在杨先生到诺丁汉大学履职后几周返沪的某一天，我也向杨先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
杨先生这样回答我，在英国历史上，如诺丁汉大学这样的皇家特许学校的大学校长大多是由王室人员担任，这次诺丁汉大学迈出这样一步，选一位有国际化特征的校长，就打破了这个传统。
在全球遴选的结果是，杨福家和另外几位候选人入围。校务委员会给杨福家发函征求意见，杨福家一开始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性不大就没当回事。过了不多久，校方发来第二封函，告知他进入最后一关。此时杨福家觉得对方是当真的，他在了解了英国的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没有募钱任务、又不主管日常事务后，回函表示可以考虑。
2000年12月12日，英国诺丁汉大学校董会郑重宣布，“鉴于杨福家教授的学术成就及国际影响”，正式聘请中科院院士杨福家教授为本校第六任校长，也是诺丁汉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爵位的校长(前五位校长中有一位公爵、两位勋爵、两位爵士)。这也是英国高校首次选举一位中国公民担任大学的第一要职。时任中国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祝贺杨福家就任的贺信中说，这一荣誉是我们教育界同行的骄傲。
杨先生告诉我，英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大致有三项：一是主持每年一次的校董会，定期参与校务委员会，决定学校重大事件；二是主持每年暑、寒假的学位授予仪式；三是代表学校参加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如参加英国女王的接见、颁奖活动等)，代表学校参加各种国际交流活动等。平时学校的日常工作则是执行校长的事。但上述三件事是校长必须做的，特别是学生的毕业仪式，校长一般不能请假，否则是重大失职。
杨先生说，他履职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代表诺丁汉大学参加每两年一次的英女王颁奖仪式，主要奖励评选出的英国各大学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
女王、公爵坐在颁奖台上，旁边各有三排，坐的是获奖者所在大学的校长，台下是来宾。执行校长带领获奖主要人员走上台来，女王、公爵与他们交谈，完了后在另外一个房间，女王、公爵与获奖人一一握手、交谈，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仪式一个学校可推举10人参会，但其中有4人是参与项目的学生，其他6人是校领导、项目导师等，学生占了相当比例。
1999年2月4日，在全美第47次总统早餐会前，杨福家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交谈
2001年7月4日，杨福家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
从2001年开始做了一任三年校长后，2003年底杨福家又获选聘3年。这几年里，在杨福家的建议下，诺丁汉大学除了加强对若干前沿领域的研究外，还成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
2004年4月，经中国教育部批准，中国宁波诺丁汉大学开始建设，并于当年开始招生，2005年9月新校区落成。此外，诺丁汉与上海复旦、上海交大分别建立了科研合作实验室。诺丁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合作已有实质性启动。
2005年12月12日，诺丁汉大学依校务委员会推荐，校董会又一次决定：在2006年底杨的Chancellor任期满后，再延长3年，新的聘期将从2007年1月起至2009年底。
这意味着杨先生将干满整整九年的三届任期，足见校方对杨福家工作的满意。
对杨福家任职诺丁汉大学校长这件事的意义，杨先生的好友冯达旋教授以一个美国大学校长的身份这样评价道：作为一个德州人和篮球迷的我来说，我虽然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篮球运动员创造了NBA的历史，然而，如果将姚明的成就与杨福家所取得的、打破了近千年的英国高等教育传统的丰功伟绩来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追求卓越
“追求卓越”是杨福家一本著作的书名，这实际上体现了他为人的一种理念：做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认真去做，做好。
从1996到2006的十年间，国内媒体对杨福家的报道已成为一个持续性现象，特别是从1997年围绕他对知识经济概念的阐释到他对新千年后国内大学建一流热的点评。他以自己一贯的直率和见识，直陈中国教育体制在培养创新人才、学科发展、学校管理诸多方面的弊端，每一次都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然而作为科学家和教育家的杨福家的个人经历及其为人的一些特点却少有人知。我与杨先生有过多次接触，以下仅就自己了解和感受到的方面做一点介绍。
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杨福家仍然坚持每天收集教育、科技、大学、生物等各方面的信息
杨福家1936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为浙江镇海人，中学时入读上海格致中学。高中阶段，杨福家从一个学习成绩很差、又很调皮的学生变成了学习优异的好学生。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时，杨福家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初中时杨福家还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因为在黑板擦中塞进了一支粉笔，老师没法擦黑板，加上平时调皮，在老师心中没有什么好印象，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得不转入另一所学校。
高中时，杨福家进入上海格致中学学习。在这里他看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学到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一句话：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生命因此而苏醒。
在当时的格致中学，周围的同学都很努力，老师的课也引人入胜，对学生也很关心，用杨福家自己的话说，他开始醒悟过来，觉得以前那种调皮的生活没有什么意思，决心好好学习了。到高中毕业时，他的学业成绩已经十分优异。
与此同时，杨福家非常注意毅力的锻炼和培养。进大学时他说话急的时候会有点结巴，这样一来他就不愿意在公开场合下讲话。后来为了克服这一毛病，他就给自己加压，自告奋勇担任了学校业余摩托车队的教员，作为教员就有义务对培训学员上课，就这样他硬逼着自己慢慢讲话，这以后他就克服了不善于在大众面前讲话的毛病。再后来，通过不断磨练，他练就了出色的演讲表达能力，为他日后成为中国名校的教师、校长打好了基础。
在杨福家担任过的多种国内外社会团体职务中，他很看重的是国际大会校长协会执行理事一职，因为这也与他付出的努力有关，而从中也体现了他追求卓越的理念。
在众多的中国大学校长和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中，杨福家之所以成为最先走上国际舞台的一位，用他自己的话说，首先是国家给了他很多机会，让他当了6年的复旦大学校长，但也与他能抓住机会的能力有关。通过中外教育家的交流，让更多的外国同行了解中国的教育，也促使中国的教育和科研走向世界是杨福家的一大心愿。
1997年2月5日，杨福家夫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合影
1996年，杨福家受邀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成立30多年了，由于各种原因在执行理事会里一直没有中国大陆的代表。杨福家决心争得这个席位。为了达此目的，他在参加会议前做了精心准备，包括演讲稿的内容等都反复作了斟酌。充分准备的结果是他被选上了。
日后正是作为这个协会的执行理事，杨福家得以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如1997年的全美大学校长会议，3000多个美国大学校长参加，会议第一次邀请了外国的5位大学校长在会上发言，杨福家被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推荐成为其中一位。这样就使国外的大学校长有机会了解我国的教育进展与成就，同时也使杨福家被更多的人认识、了解。也是在1997年，在杨福家的建议下，国际大学校长协会首次在中国召开会议，100多位国外大学校长光临复旦大学。
“杨氏风格”
与杨福家相知数十载的美国德州大学现任副校长冯达旋教授对杨福家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不仅对自己研究的课题有深入的兴趣，而且对科学以外的领域，如教育、经济以及中国的未来、世界的发展、大学所扮演的角色等都有广泛兴趣。冯达旋将此称为“杨氏风格”。以我自己对杨先生的了解，我很赞同冯教授以上对杨先生的评价。
杨福家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杨福家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除了作为教师在授业解惑、培养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杨福家在专业上的成就包括在出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期间，为促成同步辐射(上海光源)的立项作了很多努力。1991年，杨福家当选中科院院士。1996年，著名的美国Mc-Graw-Hill公司出版了杨福家与美国名校范德堡大学杰出教授哈密尔顿合写的英文专著《现代原子和核物理》，在这样的出版社出版专著被认为是一个职业科学家事业上达到的一个高度标志。
我常这样想，如果杨先生把自己定位于教学、科研，不参与或少参与公共事务，那么对他个人来说恐怕不会有什么损失，或许还有利，至少可以多发一点论文，但中国就少了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睿智的建言者。幸运的是，杨福家没有做这样的选择。
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9月的一天，我在电台早新闻里听到上海高教系统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谈到国外正在讨论的知识经济概念值得我们关注。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报道话题，于是很快就通过复旦校办约定了采访杨校长的时间。由于那次杨先生做了较好的准备，采访比较顺利，杨先生围绕这个话题讲的不少观点令我很兴奋。几经修改后，这篇题为“杨福家院士谈全球热门话题：知识经济意味着什么”的访谈稿，从对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知识资本与以石油、汽车大亨为代表的传统经济的比较，引出知识经济的几大特征，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传统产业，特别是未来人才培养、教育体制的挑战等作了引人入胜的阐述。
这篇稿件在1997年10月3日文汇报《科技文摘》专刊刊出，10月6日在市里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徐匡迪市长手拿文汇报，要求全市领导干部认真读一读对杨福家院士的这篇采访文章，了解什么是知识经济......很快，有关知识经济的报道形成热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知识经济”一词成为领导干部用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也是自那时起，杨先生收到了很多要求他做这方面报告的邀请，但杨先生没有停止思考，他又从英国等一些国家城市从传统产业成功转型到以服务业、文化内容产业等新型经济以及波士顿大学对周边地区经济贡献等发达国家的实例来论证，对知识经济的特性作了更为清晰和深入的阐述。
据事后了解，自那时以来，杨先生应邀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各种报刊上撰文以及受邀作有关知识经济的专题演讲不下十多篇(场)，被转载的更是无数，故有人称杨先生为将“知识经济概念引进中国且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一人”，我想，杨先生无愧于这一称号。
令我感动的是，差不多每次杨先生在演讲或专文中凡提及知识经济这件事都会提到文汇报和我的名字，我想这样一个细节也可以反映杨先生的为人。
杨福家的专业和他当时所在的大学校长职务其实都与知识经济这类学术界新动向无直接关联，但杨先生是个有心人，而且是一个极有判断力和掌握前进方向的人，他往往能从某个国际组织的一篇报告，以及与某位国外学者的一次随意交流中抓住线索，并在判断分析后作出选择，进而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这种“杨氏风格”在当今中国确实难能可贵！
点燃学生创新“火种”
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学工作的教师和管理者，杨福家关心和思考最多的还是教育改革和创新人才的培养等与教育有关的问题。他那些年的报告、著述也集中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融入国际潮流以及如何看待一流大学等相关问题。
他在许多次演讲中大声疾呼：“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学校的全部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点燃学生的创新火种。”
在2006年3月15日的同济大学演讲中，杨福家讲了一位曾在同济大学完成专升本教育的女生的发展故事。
这名女生学的是园林设计专业，在同济这是很普通的专业，而专升本者也是不为人看重的一群人。但这个女孩有一个特长，即喜欢摆放家具，家里的家具经她一摆放马上给人别样的感受。不久她随丈夫陪读到美国，她在某个学校选修了土地测量与管理专业。很快她的这一特长为她在美国就读的学校发现。她的原先只能在家里施展的才华在美国得到了展示的舞台，小到社区、大到一个城区的改造布局，她的事业越来越大，最后成了某大公司的主管规划师。
杨福家以类似的例子反复向听众传播这样的道理：好的教育是把人的潜能激发出来、并注意发展个性的教育；好的教师应善于帮助学生把自己脑海中的火种点燃！
杨福家认为，学生有没有创造性，关键在中小学，中小学的关键又在教师，教师学会启发学生很重要。在多次讲演中，杨福家都会讲“磨玻璃”的故事。
50年代复旦物理系有个学生书读得一般，但玻璃却磨得很好，老师不但不责怪，反而鼓励他，并请有经验的老师傅帮助他，发挥他的长处。这个学生毕业后到天文台工作，磨出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天文望远镜的玻璃。还有一位杨福家的同班同学，也是学理论物理，但他从小酷爱装收音机，从矿石机到电子管，再到半导体收音机。毕业后分在中科院原子核所，成了该所的电子学部主任和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杨福家认为，这几位同学都是很好的例子，当他们的“火种”被点燃后，他们的贡献甚至超过了一般人！
在一篇文章中，杨先生对学生的家长讲了自己的心里话：“对孩子的培养，作为家长你要做的是如何点燃孩子心中的创造火种，而不是一味让他们报考什么好听的专业，什么国际金融啊，涉外会计啊，如今的社会变化很快，在科技交叉融合的局面下，你要求孩子上大学一开始就去钻很窄的空间，对他将来发展没有好处。”
我觉得要给杨福家的身份下定义是困难的，无疑他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卓有建树的教育家，但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又不仅仅是这些。杨福家曾在多次讲演中以罗丹的雕塑作品“思想者”为由，鼓励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一起来思考和探求，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做好。
事实上，杨福家本人首先就是一个不倦的思想者，一个挚爱自己的国家、充满使命感且清醒的思想者，同时也是一位勇于和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建言者。在当今中国，此类思想者并不多，当倍加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