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原校长，著名核物理学家、著名教育家杨福家先生7月17日上午在上海因病辞世，享年86岁。
“早上走的。很突然。”曾经担任杨福家先生秘书的陈弘老师，17日告诉记者，“他生活很规律，也很注重养生，没有基础疾病，太突然了。”
他是一位科学家，是第一位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的中国核物理学家，曾与谢希德等科学家，提出“在上海建造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提案，为“上海光源”的故事写下了“序言”。
他是一位教育家，1993年至1998年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起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是第一位担任外国知名大学校长的中国公民；2004年创办并出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也是创办中外合作大学的第一人。
杨福家曾直言，“很多人只知道我是中科院院士，不知道我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很荣幸一生当中拿到两张证书。”
作为核物理学家，他在多校从事教育治理、开展教育活动中一直秉持这样的育人理念，从复旦大学、诺丁汉大学到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力主“博雅教育”。
“我们老是‘文科班、理科班’，念文的不学理的，读理的不管文的——这个观念要打破，文理是相结合的。” 2018年，杨福家在上海院士风采馆与上海电力大学共建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给大学生上思政课时就表示，“文理结合”才能育出“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杰出人才。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不分家
60年前，杨福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在杨福家看来，博雅教育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文理结合。
他告诉研究生们，钱学森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其实有回答，那便是：文理结合不够，把文理分开，搞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在美期间平时就玩乐器，海归回来下了船，一手牵着他的小孩，另一手就拿着乐器。
“一个有科学创造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杨福家回忆自己小时候，父亲就这样对自己进行教育和培养，让他学理科同时也送他去学画画、学音乐，“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杨福家认为，因为科学创新不单单靠逻辑推理，科学创新在萌芽之时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联想，给你启发，产生灵感；有了灵感，再按照逻辑思维去推演去计算，设计实验加以证实，从而有了创新。“科学家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才能大跨度地联想，所以科学和文史是没有分家的。”
顶尖本科一流博雅办好教育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 根据杨福家的解释，“博”指广博的知识，“雅”指素养、修养。通过在课堂上受到的讨论式、相互质疑的教育，在住宿学院内受到的名师熏陶，在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内受到的锻炼，学生就敢于争辩，追求真理，懂得思考，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
从杨福家一辈子的亲见亲闻看，世界上最顶尖的本科院校都是贯彻博雅教育的院校。他不止一次列举，比如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被称之为“Liberal Art College（博雅学院）”；有些博雅名校甚至都以“学院”而非“大学”相称，在国内并不知名。事实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只占3%，职业型学校就是“高职”占60%，两者之外的就是占37%的这类学院。
杨福家的老师、教授卢鹤绂，曾被邀请到一所博雅名校去教书。当时，卢教授所在大学的校长对此还大惑不解：堂堂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的教授，跑到这种小学校去？后来才知，这所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全世界排第三名，谁能在校教学都是非常荣光的。
后来，杨福家还去了另一所相关学院，就是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念书的女校——史密斯学院，“我发现他们图书馆写了一个词：Discover（发现），进图书馆不是去背书的，看了书要有所发现，读书的目的是有创造、有发现。”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
为谁研学
不论今昔，世界上一流本科教育其实都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在杨福家毕生的办学实践中，文理结合之“博雅”的另一要素，就是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哈佛红皮书’里早有了，还有耶鲁大学1828年报告也有，这两个学校都是培养他们总统的，当然也讲政治。”
曾有一位毕业生告诉杨福家，他去硅谷有名的科技大学——斯坦福，本想去学技术和理科的，没想到前两年没有任何科学课程，学到第三年才选定专业；而前两年里，有3个学期都要学的一门课，就是“文化观价值观”，每个本科生都必须念。
杨福家也告诉他，这门课程不仅学习西方传统经典，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等，也接触世界其他文化的代表人物与经典著作，例如中国的孔孟之道。课程围绕着“人何以为人”这一主题展开。
“无论学生将来学习什么专业，都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杨福家这样回答，“我们为什么要搞科研，为谁而学。”
担任复旦校长后
他提出两条
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规定
在不少复旦老师们的记忆中，杨福家1993年2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复旦大学“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目标。
据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回忆，杨福家担任校长时，中国的高校刚刚开始发展，“很艰难，当时的复旦大学不论是知名度还是得到的支持，都非常有限，但是他的目标让当时的复旦人非常振奋”。
杨福家是土生土长的复旦人，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谈到：“那时，我和同事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应当把复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所以我在就职演说中，就按照复旦的基础及复旦人的愿望，提出了‘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想法。”
也是在1993年夏天，复旦大学提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2005）》。
在杨福家看来，好大学的根本在于教书育人。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把教学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两者兼顾。如果不搞研究，就没有更多新的东西，教学也是教不好的。
他提出，“名教授上基础课”，包括基础实验课。在1993年这个倡议刚刚提出时，学校只有两名博士生导师上基础课，而到下半年，就有16名博士生导师走上本科生教学的讲台，让本科生从一开始就能得到一流教师的教导。
很多复旦老师对杨福家的印象是：“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也不怕犯错”。在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立下了两条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规定：除了教授必须上本科生讲台，必须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之外，另一条就是学生只要作弊就必须开除。
他在离任时的报告中说道：“1993年6月，当获悉全校有27名学生在考试中作弊时，我们开始狠抓考风，实行了‘谁作弊，谁退学’的制度。这项制度经过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广泛讨论，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为此，学生共写了1200余篇文章；复旦校刊用了整整25个版面，广泛展开讨论。严肃考风，不仅维护了考试成绩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净化了学校的风气，教育了学生要诚实做人。几年来，作弊的学生毫无例外地被勒令退学，作弊学生的人数已降为每学期平均2名。”
也因此，学校在请一些著名科学家给学生作报告时，总是要求最后一部分要以他们的经历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
当时，杨福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杰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1993年初，他和同事们倡导建立了“21世纪学会”，从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挑选100名优秀学生，直接接受由院士和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团的指导。
从1994级开始，学校改原来的班主任制为导师制，导师由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从1996年开始，在校内设立了“杨武之讲座”（自然科学）、“林肯讲座”（国际政治）、“松下讲座”（管理科学）、“发展讲座”（社会发展）等，邀请国内外一批杰出的学者和名人，给学生讲世界的最新发展和科技的最新动态，杨振宁教授当时就来连讲三天。
给年轻人以机会
杨福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个举措是：“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个性同样鲜明的金晓峰还记得，杨福家就任校长时，自己还是一位青年教师，刚升任副教授不足三年。当时的大学因为历史原因，在职称评聘中论资排辈普遍比较严重。
在一年一度的全校科研工作会议上，学校让他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发言，没想到他在列举目前阻碍自己发展的唯一因素时说：“我认为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复旦大学正教授的标准，但现在却仍是一个副教授，这显然不利于我的工作，在此我正式提出申请，希望学校能解决我的职称问题。而且我敢保证，今后我能够回报学校的，一定会远大于学校给我的这个职称。”此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金晓峰开玩笑地说他就临时成了“名片教授”——即在名片上可以先印上教授头衔。他说：“当时我父亲还在世，他嘲讽我‘教授是要来的，当得有什么味道’。”确实，复旦大学随后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
事实上，复旦大学从1993年起就在校内设擂台，让青年教师竞争高级职称，让年轻人可以脱颖而出。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有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的办法获得高级职称。1992年复旦大学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就达到了207人，其中教授41人；1997年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达262人。
杨福家自己在刚刚毕业两年时，就担任了物理二系即核物理系的副系主任。担任校长后，他说：“放手让青年人挑大梁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方式。”当一批中青年教师被推到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1996年求是科技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评审中，复旦大学有3名优秀青年教师获奖，和北京大学并列第一。
杨福家后来谈到，要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就必须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并发挥作用。
1993年，复旦大学设立了校内特殊津贴，院士每人每月500元，上基础课的名教授每人每月300元，青年正副教授每人每月100元。1994年，学校设立杰出教授，首批选出2人（王沪宁和陆谷孙），在校内享受院士待遇。1995年，学校又宣布建立首席教授制度，首批3位教授获首席教授称号。
不断改革探索
据曾经在杨福家身边工作了20年的助理陈弘回忆，杨福家一直在做中外教育的比较，从精英的培养到民办大学的校长，再把诺丁汉引进中国教学，几种不同的机制和教学方式，清晰地了解期间的界限，希望能够给中国的教育带来更多的探索。
事实上，关于高等教育，杨福家不仅不断地比较探索，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甚至直到几年前，他已经80高龄，仍然不断地思考并且撰文。
杨福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形成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职业高校等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要鼓励各类高等院校发展。
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提出，它的定位是一般性大学，而不是研究型大学，定位清晰了，事情就好做了。
此外，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有偏见，认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职业院校。杨福家多次说，这是错误的。应该尊重职业教育，尊重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规划。高等教育应该鼓励多元评价体系，消除区别待遇。
杨福家也曾直言，有些学校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非常不妥当的。他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了12年校长，他认为，在担任校长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思考。不同校长有不同的治校理念，如果校长换的比较频繁，学校发展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也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发展研究院，集中复旦各学科的力量，发挥高校的“思想库”功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