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昨天上午因病辞世，享年86岁。
杨福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第五任校长，被认为是复旦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校长之一；在复旦大学担任校长期间，他身体力行，践行“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的承诺，让很多人铭记至今。
2001年，他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是第一个到英国大学当校长的在籍中国人，他曾说，“中国是我心中世界开始的地方”。2004年，他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
听闻杨福家去世的消息，学界人士直言“太突然”，“一时间无法接受”。在不少学者看来，杨福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与思考，至今都留给后人诸多启示。
担任复旦校长后，他提出两条极具争议的“规定”
杨福家1993年2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据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回忆，“当时很艰难，复旦大学不论是知名度还是得到的支持，都非常有限”。杨福家当校长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复旦大学“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目标，让师生们非常振奋。
在杨福家看来，好大学的根本在于教书育人。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把教学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两者兼顾。如果不搞研究，就没有更多新的东西，教学也是教不好的。
他还提出，“名教授上基础课”，包括上基础实验课。有人记得，在1993年这则倡议刚刚提出时，学校只有两名博士生导师在上基础课，而到下半年，就有16名博士生导师走上本科生教学的讲台，让学生从入学一开始就得到一流教师的教导。
很多复旦老师对杨福家的印象是“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也不怕犯错”。在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立下了两条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规定。除了教授必须上本科生讲台、必须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之外，另一条是：学生只要作弊就必须开除。
他在离任校长时的报告中这样说：“严肃考风，不仅维护了考试成绩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净化了学校的风气，教育了学生要诚实做人。几年来，作弊的学生毫无例外地被勒令退学，作弊学生的人数已降为每学期平均2名。”也因此，学校在请一些著名科学家给学生作学术报告时，也经常提出要求，希望在报告最后一部分，主讲人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
当时，杨福家已敏锐地意识到杰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1993年初，他倡导建立了“21世纪学会”，从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挑选100名优秀学生，直接接受由院士和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团的指导。从1994级开始，学校改原来的班主任制为导师制，导师由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
从1996年开始，复旦大学在校内设立了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社会发展等五大类讲座，邀请国内外杰出的学者，为学生讲世界的最新发展和科技的最新动态，杨振宁教授当时就来到学校连讲了三天。
“放手让青年人挑大梁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方式”
很多复旦师生都记得杨福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
杨福家就任校长时，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金晓峰还是一位刚升任副教授不足三年的青年教师。在一年一度的全校科研工作会议上，学校请金晓峰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发言。没想到，金晓峰在列举“阻碍自己发展的因素时”竟然说：“我认为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复旦大学正教授的标准，但现在却仍是一个副教授，这显然不利于我的工作，在此我正式提出申请，希望学校能解决我的职称问题。而且我敢保证，今后我能够回报学校的，一定会远大于学校给我的这个职称。”会场里，响起一片笑声。
杨福家在总结发言时，对金晓峰的“大胆”发言表示赞许，并当场答应会后马上认真研究，尽快给予答复。
“当时我父亲还在世，他嘲讽我说‘你这个教授是自己要来的，有什么味道'。”金晓峰每每忆及这段往事，总是很感慨。确实，复旦大学从1993年起就在校内设“擂台”，让青年教师竞争高级职称，让年轻人可以脱颖而出。在杨福家担任校长期间，有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的办法获得高级职称。有统计显示，1992年复旦大学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就达到了207人，其中教授41人；1997年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达262人。
不仅如此，复旦大学还出现了一批二十多岁的教授，三四十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在杨福家看来，“放手让青年人挑大梁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方式。”当一批中青年教师被推到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
杨福家后来谈到，要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就必须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并发挥作用。1993年，复旦大学设立了校内特殊津贴。1994年，学校设立杰出教授。1995年又宣布建立首席教授制度，首批三位教授获首席教授称号。
长期关注中外高等教育比较，为中国教育发展积累经验
据曾经在杨福家身边工作了20年的助理陈宏回忆，杨福家先生始终关心、且一直在从事中外高等教育的比较。从精英人才培养到担任民办大学校长，再到把诺丁汉大学引进中国教学，他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思考、比较几种不同的教育机制和教学方式，清晰地了解其间的界限，希望能给中国的教育带来更多的发展经验。
几年前，已80高龄的杨福家仍在不断地思考、撰文。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形成不同的评价体系。大学没有高低之分，有的只是功能之分。比如，对于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职业高校等，就必须进行分类评价，要鼓励各类高校发展。杨福家曾经说，“定位清晰了，事情就好做了”。
而对于职业教育，杨福家也曾说：“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有偏见，认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职业院校，这是错误的。应该尊重职业教育，尊重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规划。高等教育应该鼓励多元评价体系，消除区别待遇。”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常会说起一个细节。在和一所职业学校和学生交流时，他看到学生眼中的亮光。“这是最让我高兴的事，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未来、对这个世界有好奇，有探索的欲望。人和人的不同，并不在于分数高低，而在于心中的‘火种’。如果找到了孩子心里的火种，并把它点燃了，他们的人生也会活得精彩。”
同样，也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发展研究院，集中复旦各学科的力量，发挥高校的“思想库”功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
倡导哥本哈根精神，培育起一批挑大梁的核物理英才
作为一名著名核物理学家，杨福家亦建树丰厚。他主持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的建设；在原子核能谱学方面，他在实验上发现的一些新能级数据，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同行采用；在级联衰变方面，他给出了复杂能级的衰变公式，用于放射性厂矿企业的实际应用，并被推广至核能级寿命测量，给出图心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式。
他在国内开创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在国际上首次把运动电场用于束箔机制研究，并在国内首先开展激光束-离子束相互作用的研究，并精确地测得了一些参数。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系现代物理研究所特聘教授马余刚告诉记者，杨福家先生经常提到哥本哈根精神，就是鼓励“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学术气氛”。他认为，那是物理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在高校，还是在科研机构，只要有科研的地方，就应该提倡这样的学术精神。
在马余刚看来，杨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1991年马余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攻读博士，当时的所长正是杨福家。“当时，全球核物理研究都处于低谷，而先生则带领原子核所脱胎换骨，转入了新的发展轨道，这与他的战略思维、工作魄力、人格魅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是分不开的。”如今的上海科创地标——上海光源，当年杨福家就积极建议推动，力主将项目落户在上海。
令马余刚记忆深刻的是，杨福家对年轻科学家的培养与扶持。就在马余刚博士毕业的那年年底，杨福家就竭力推荐当时只有26岁的他破格晋升为中科院研究员。“他多次鼓励我勇攀科学高峰，我也一直珍藏着杨先生亲笔签名的著作《追求卓越》。”
在上世纪90年代，杨福家培养出了徐洪杰、邹亚明等一批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他们都成为了上海核物理领域的栋梁之才：徐洪杰带领团队建起了上海光源；邹亚明则多年挑起了复旦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系系主任的重担；而马余刚作为当时原子核所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如今也已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士。
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优秀的教育家，杨福家对文汇报的科技报道、教育和科普版面都十分支持。本报科普版面《科技文摘》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创刊的，并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此外，他所提出的“知识经济”的概念，也是在接受本报记者江世亮访谈时，在国内首先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