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赓续先贤初心，汲取奋进力量。在上医95年的奋斗历程中，无数上医前辈严谨治学，医德高尚，对上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56年，经中央核定，上医有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这些教授都是各学科的先驱者、奠基人或领军人物。他们在医学教育岗位上以身示范、立德树人，在救死扶伤的事业中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宋梧生（1895～1969），浙江余姚人，中国现代医药业开拓者之一。1923年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理科（化学）国家博士学位。先后参与创办了上海圣心医院（今杨浦区中心医院）并任医务主任，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今复旦大学药学院）并任教务长、系主任，国内首家癌症放射治疗机构——中比镭锭治疗院（今肿瘤医院）并任副院长、院长，国内首家生产注射用葡萄糖药厂——大中化工厂（今上海葡萄糖厂），浙江著名综合性医院——余姚阳明医院（今余姚市第一人民医院）并任院长。1958年起任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药学系教授、研究生导师。
学医习药，双博返乡
宋梧生出身贫寒，旧中国缺医少药的境况和他父母因病无处救治而不幸身亡的惨景深深印在他幼小的脑海之中，使他立志要习医学药、救人济世。1913年，十几岁的宋梧生只身赴欧洲求学，就读比利时高级中学，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学校停闭，和国内的联系亦告中断。在那炮火连天的岁月里，他感受到人世间的关爱和帮助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是他后来热心公益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争结束后，宋梧生考入法国里昂大学医科，同时修习化学专业。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常常遭受外国同学的欺凌和歧视，年轻的宋梧生民族自尊心极强，立誓一定要超过他们，为中国人争气。他放弃一切闲暇时光，发愤苦读，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令导师和同学们对这位中国留学生另眼相看。他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得法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Grignard教授的赏识，从而有幸成为其研究生，并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
在导师的精心指导下，宋梧生着手开展炔醇类化合物新合成方法的研究，并不断有新的研究报告发表于法国《化学学会杂志》等国际性杂志上。1924年课题完成，获得法兰西共和国理科（化学）国家博士学位，同年在里昂大学完成医科学业并获博士学位。一个人在两个独立的科学领域同时获得博士学位是极为罕见的，这在法国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当地学界一致希望他能留在法国工作。但他牢记当年出国求学是为了改变祖国医药落后面貌的志向，所以婉言谢绝。上世纪20年代中叶，带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宋梧生回到了祖国。
办学兴业，匡世济民
学成后的宋梧生，面对当时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十分落后、民生贫病交加的现状，思考着如何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筹建上海圣心医院。回到上海后，宋梧生和其他热心爱国人士一同筹建了圣心医院，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当时上海劳工密集地区天花猖獗，他和医院同仁不顾危险，积极救治，为扑灭天花流行做出了贡献。
创办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当时从事药业的人员大多是中级技师或学徒出身，水平普遍低下，且国内可以制造原药的制药厂家极少，生产水平落后。宋梧生认为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缺少高级药学人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设立药学专业的高等学校，培养大量高级药学专业人员充实药业界技术力量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当他得知法国、比利时等国政府愿意退还“庚子赔款”的消息后，便立即向友人——中法大学蔡元培先生提议使用该款项在上海设立中法大学药科。他倾心奔走于中、法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各方药业同仁之间，得到他们的支持；加上他本人在中外人士中的声望，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批准同意了此项计划，并交付他负责筹办。审批是通过了，可选址、课程设置、教师聘用、学制和教学计划等诸多事宜，均只能由他一个人牵头落实完成。经多方努力，1929年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在上海诞生，中国终于有了一所培养高级专业药学人员的高等学校。宋梧生先后担任教务长、系主任，并亲自讲授药物化学课程。由于学校无正常的维持经费来源，除了靠学生所缴学费外全仗药业界的资助，办学十分困难，有时连教工工资发放都有难处。为了不让学生学习中断，他四处求助借贷，勉强维持了20余载。1949年上海解放，学校由军管会接管，1950年与由宋梧生协助创办并担任名誉系主任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药科合并，成为现在的复旦大学药学院前身。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先后共培养了300余名毕业生，后来均成为我国高校师资力量和资深药师，作为中国药学界的高级骨干力量，为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建中比镭锭治疗院。宋梧生在行医生涯中深感不安的有两件事：一是国内无专门癌症放射治疗（以下简称“放疗”）的机构；二是国内生产使用的药品种类很少，尤其是原料药几乎全赖进口，国内连生产注射用葡萄糖等最基本药物的厂家都没有。当时对癌症病人的有效治疗方法主要靠放疗，但在旧中国却无法施行。他只能看着许多癌症患者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在绝望中怅然离世，想到自己亲生父母的惨景，患者那痛苦的眼神深深刺痛他的心灵。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的成功事例触发他的联想：是否也能以类似方法向比利时政府请援镭锭放疗设备呢？他向当局提出了这一设想。经多方奔走呼吁，中比双方终于同意在上海建立专门的镭锭放疗治疗院，治疗设备由比利时方面以“庚子退款”名义提供，总体建设、实施运行均由宋梧生负责。1931年中国首家癌症放疗机构——中比镭锭治疗院正式成立，宋梧生亲自担任事务院长、副院长、院长等职务。其创立在中国现代医学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掀开了中国癌症治疗历程新的一页，给中国的癌症病人带来了福音。宋梧生的创业并未就此止步，他认识到癌症病人的治疗不能局限于放疗，医院应该有多个专门科室，以便让病人得到精确和方便的诊断与治疗。为此，他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增设其他科室和医务人员的要求，但均被“无经费”等理由予以拒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侵占上海，医院就被日伪霸占。宋梧生愤然离开，到抗战胜利后再返回医院工作。他克服了人际关系、经营管理和经济财政等方面的种种困难，艰难地维持到解放，将医院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医院。当宋梧生再次提出上述要求时，立即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和批准。于是他多方寻求专业人士，经上级和院部同意，选聘了在专业上有较深造诣的顾绥岳、张去病、李月云等医师，院内建立了相应科室，为今后癌症的综合治疗打下了基础。如今昔日的中比镭锭治疗院经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规模宏大的肿瘤专业综合性诊断、治疗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兴办大中化学工业厂。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中国药品供应更趋紧张。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药品进口宣告中断，连抢救病人所必需的注射用葡萄糖亦近告罄，病人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宋梧生与业内同仁对此深感忧虑，他决心自行研制和生产注射用葡萄糖原药。由于注射用葡萄糖生产要求不同于食用葡萄糖，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进行规模生产是有相当难度的。为解决试验经费，他说服家人拿出家产供资。经多次探索实验，终于找到了最佳的生产工艺条件，产品不仅质量上等同于进口产品，而且价格大大下降。在亲友的资助下，中国第一家生产注射用葡萄糖原药工厂——大中化学工业厂于1942年正投产，此举不但解决了病人的燃眉之急，也填补了我国制药史上的空白。
余姚阳明医院的诞生。20世纪40年代，宋梧生的老家浙江余姚地区10万人口仅有一家设备简陋的小医院，连最基本的外科手术都无法完成。宋梧生对家乡人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时时都想为乡亲们做些有益的事情。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有一批医疗设备器材可以免费提供给中国作公益事业用。他闻听此事，兴奋不已，便联合了同乡和各界人士向卫生总署多次申阐请援，并安排有关部门去余姚乡间实地考察，最后终于获得批准，调拨大批物资设备以供建设医院所用。同时他向同乡亲朋好友募集经费、土地，并力请上医资深医师长期分批到医院指导工作。1946年，一座拥有百张病床的公益性综合性医院——余姚阳明医院正式诞生了，宋梧生亲自担任首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医院交给人民政府管理，现在改名为余姚市第一人民医院。
登上讲台，回归实验室
宋梧生为人谦逊忠直、热心公益、勤奋好学、治学严谨、生活俭朴、淡泊名利，更兼学历优异、桃李遍地，被药业界同仁尊称为“老夫子”。在旧社会，他敢于向侵略者、反动派进行斗争，不屈从日寇，多次严拒敌伪的“聘任”，为免受扰害，举家避难乡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耻于同日伪为伍的宋梧生，毅然辞去职务，曾怒斥上门施压的日寇汉奸，并对家人表白：“绝不为鬼子做事”。反动派统治时期，作为系主任的他同情、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还曾帮助中共地下党员安全转移。
宋梧生常说：“做一桩事体，要么不做，做就要做成做好。”这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他在晚年曾感慨地说“我从小想做的事尽管都做了，但没做好，直到解放后它们才真正走上了正轨，我的抱负在新中国才真正得到实现，我是既安心又高兴。”
宋梧生一生热爱科学研究工作，为此，解放后他陆续辞去了在肿瘤医院和药厂的领导工作，于1958年应聘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任药学系教授，安心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致力于自己钟爱的科研事业。他曾说：“以前生活不安定，又忙于各种事务，想到在国外时埋头实验室的生活好比是梦中的奢望；现在好了，又可进实验室了”。虽然年事已高，且身患多种疾病，但宋梧生仍然孜孜不倦地继续为祖国现代医药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而辛勤耕耘。
宋梧生结合自己的体会，认识到药学系学生应在学习期间掌握一定的关于化合物结构跟药效之间的关联理论知识。这是一件对于新药设计极为有用的工具，对今后他们在药物创新上有极大的帮助。他的想法得到系部的支持。当时国内没有专门关于此类的书刊，参考资料又极少，如果现编则时间上也不容许。宋梧生就和他早年在中法大学的学生王振钺一起将国外版《化学药理学》译成中文暂时作为教材，讲课时再另外补充。很快，他就与另一位教师共同开设了一门新颖的课程——化学药理学，这是一门专门论述药物的化学结构和其作用间相互关系的学科。这些都充分说明宋梧生扎实的学术水平和对新事物特有的敏感性和探索性，而这正是任何科学工作者要想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晚年的宋梧生坚持拖着孱弱的病体亲赴教室执教，深受学生好评。
在上医药学系执教期间，宋梧生认真负责地指导研究生开展心血管药物的科研工作。就像当年在国外的导师那样，他对自己的研究生要求十分严格而又循循善诱。宋梧生当年的研究生、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研究员谢美华回忆说：“宋先生对我要求极其严格，实验室的基本操作技术如拉毛细管、仪器使用手法等必须极端正确规范，不许稍有差错。我后来工作时对实验室管理以及对我学生的严格要求都是从老师那儿传下来的。我又从先生那里学到了药物创新、设计的理论和思维方法，对我后来的科研工作取得一定成果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先生对学生的外语要求也极高，我以前学的是俄语，先生竟每周花一天时间详细辅导我们专业英语，到后来能在国内外顺利进行技术交流，使我终生受益。”宋梧生当年的研究生、复旦大学药学院闻韧教授回忆说：“先生对药学事业非常热爱并重视实践，虽年老有病仍勇于新的探索。在我初作文献调研时，先生曾要我准备他热衷的心血管药物方向，而当时药学系正全面开展社会急需的多学科合作进行有机磷酸酯解毒药胆碱酯酶复能剂攻关项目，先生和教研室讨论后决定将我论文课题正式定为有机磷酸酯解毒剂研究。这样，先生的负担加重了，但他加强对我进行认真耐心的指导，最后如期完成了课题研究。先生强烈的事业心、社会责任心，以及科学上严谨求实、不断探索的思想作风永远激励着我在药学事业中不断学习和前进。”
宋梧生平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习，精通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门外语，阅读速度极快，这方便他随时关注着国际上医药学领域的最新动态，随时捕捉着有价值的最新信息。业余时间只要有空他就会跑到图书馆阅读，家里到处都是外文专业书刊。有些教师说：“宋老尽管和外界接触不多，可无论什么新信息他都能知悉，而且都有浓厚的兴趣。”上世纪 50 年代，核酸科学刚刚起步，他就一面学习，一面组织同事们开展讨论，提出了种种设想，但因局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进行实验；国外对罗芙木生物碱利血平的化学结构刚被确定发表时，他就很感兴趣，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反复推敲设计它的化学合成路线（共计有三十余步），但当时也由于自己无人员、无经费、无实验室而只得作罢。
回顾宋梧生坎坷、传奇、74年的生命历程，他爱国敬业、开拓创新的一生将激励复旦上医人不断为中国现代医药事业的发展努力奋进。倘若他能看到当年自己辛勤栽种下的树苗已在后人精心呵护下枝繁叶茂，定会感到莫大欣慰。
参考文献：
1. 宋涛能撰文《缅怀中国现代医药业开拓者之一宋梧生》，发表于《中国卫生人才》，2015年。
【作者宋涛能，系宋梧生之子，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今复旦大学药学院）退休教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