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际档案日”，让我们走近复旦大学各项珍贵馆藏，一睹珍档的风采。
宣统元年复旦公学张彝的卒业文凭
复旦在吴淞办学共计六年半，一共发了57张卒业文凭。文凭上半部印有慈禧太后上谕，谆谆以端正学风为训，四边各缀有双龙戏珠图案，复旦公学四字分别位于四角。因为有太后的懿旨，所以文凭以黄色为基调，备极富丽堂皇。这张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文凭主人是复旦公学毕业生张彝（字则民，江苏高邮人），他1906年考入复旦公学，是复旦第二届学生，1909年（宣统元年）在复旦高等正科毕业，同时毕业的有16人。文凭记录了张彝十三门功课的成绩、总分数、平均分、历年考试平均分和总平均分。张彝毕业总平均分为79分2厘，位列“优等”生之列。左下角盖有当时复旦公学监督高凤谦的私章以及教务长李登辉的英文签名。在全国高校中，清朝末年的文凭也是弥足珍贵的。
这张珍贵的文凭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张首晟（张彝之孙）校友在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前夕捐赠。
1916年铸造的复旦校钟
此钟铸于1916年，锡铜合金铸造，青灰色，高40厘米，直径43厘米，重48公斤。钟体阴文刻“复旦大学校钟 民国五年冬置”字样。1919年5月6日，复旦大学国文教授、《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把北京发生“五四事件”的消息带到复旦大学，学生敲响这口校钟，在上海掀起了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
此钟于2009年5月由缪明海先生捐赠。
1932年学校褒奖庶务主任齐云的银盾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军先后于一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日、三月二十日三次占领复旦校园，派宪兵把守大门，在图书馆设立指挥所，子彬院、女生宿舍“东宫”等被占用。庶务主任齐云（字景贤）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学校财产。这是学校奖给他的银盾。银盾上铸的文字是：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兵寇上海，本校校舍于二月二十日被占，至五月二十八日收回。庶务主任齐景贤先生不避艰险，备着勤劳，特赠银盾，以嘉忠勇。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该银盾由齐云的女儿齐锡宝捐赠。
全套《文摘》杂志
1937年1月，孙寒冰等创办《文摘》杂志。这是我国第一本文摘类杂志，不久风行全国，不到半年，销量即达16000余份，创当时我国杂志行销的最高纪录，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
抗战爆发后，孙寒冰提出《文摘》的任务是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树立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心。同年8月1日出版《文摘》第2卷第2期（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是当时国统区所能见到的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客观报道毛泽东和延安生活的文章。《毛泽东自传》翻译发表后，轰动全国，此后还出了单行本，一再重印。
全套《文摘》杂志由孙寒冰女儿孙一德和女婿郑兰荪捐赠。
陈望道为复旦大学53周年校庆题词
1952年，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他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曾多次引用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作为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理念，要求学生既要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又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担任校长后不久，陈望道就在全校大会上提出：“我们第一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科学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而且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科学，是一切科学、一切工作的科学，对于一切科学、一切工作都有指南作用，它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勇往直前，能够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1958年5月27日，陈望道为复旦大学53周年校庆题词：
“没有一个学生不是又红又专，是我们复旦大学最大的校庆！我们要争取这样的校庆！我们要祝贺这样的校庆！”
在优良学风影响下，复旦学子树立起为人民服务思想，坚持走又红又专道路。
这份珍贵的题词由郑宝恒先生捐赠。
苏步青学术手稿《涂鸦集》
《涂鸦集》是一部由苏步青亲自整理成册的学术手稿，共六卷。卷一至卷五，系1927年至1966年撰写的数学论文初稿或修订稿；卷六除一篇个人论文外，其余诸篇皆为学术札记。
苏老在每篇论文的首尾处都亲笔标注了成文时间和地点，如 1939年6月9日的论文写成于广西宜山”“1940年3月27日的论文写成于遵义”，此期正值浙江大学从杭州一路西迁，是苏老在抗日烽火岁月中坚持学术研究的见证。部分标注也反映了论文数易其稿、反复修改而成的过程，如“1963.1.13初稿，2.11第2稿，2.20第3稿，2.28最后修订稿”，可见苏老在学术上深思精研、日臻化境的钻研过程。
每篇手稿都页面整洁、字迹优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位学术大师挚爱数学、不懈前行的学术追求和大家风范。
这部珍贵的手稿由苏老家属捐赠。
颜福庆任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聘书
颜福庆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创始人、中华医学会主要创始人、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他提倡“预防为主”“公医制”“为人群服务”等办学思想，一生致力于祖国的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
1932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独立建院，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由颜福庆担任，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为其颁发任职聘书。独立后的上医学制由7年改为6年，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国立医学院。因上医吴淞校舍及卫生模范区此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炮火摧残，故颜福庆决定另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西首购地，建造四层临时校舍两座，并重新在浦东高桥设立卫生模范区。10月，临时校舍落成，上医的教学与临床工作重新步入正轨。
上医独立建院后，时局动荡下虽屡遭战火侵袭，但在颜福庆院长的带领下，上医始终以树立优良学风、培养高尚医德为重任，把爱国爱校的红色基因深深地刻入血脉，“为人群服务”的上医精神经久弥坚。
这张珍贵的任职聘书是由颜福庆院长的孙子颜志渊先生捐赠。
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置皮花科显微镜及其装具
1912年，浙江、北京、江苏等地相继创办医学专门学校。其中，江苏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后更名为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校址苏州。1913年11月13日，该校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尸体解剖。1925年，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公立江苏医科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区制”，明令将原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等9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函请颜福庆、乐文照、牛惠生、高镜朗前往接收江苏医科大学，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即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并指定吴淞前国立政治大学校址为医学院院址。接收了江苏医科大学的校舍、器械设备、档案、图书资料等，在此物质基础上，颜福庆、乐文照、高镜朗等上医创始人开始筹建医学院。
1927年，兼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的颜福庆邀请同在协和任教的谷镜汧到新创办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病理科任教。谷镜汧一边教学，一边筹建实验室，培养病理技术人员。为了病理解剖，他经常携带解剖器械往返于吴淞校本部和海格路实习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吴淞校舍毁于日寇炮火，谷镜汧从一片废墟中抢救出劫余的标本切片和解剖器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沦陷。1939年，上医部分师生携带教学用仪器设备、图书教材、标本、药品等内迁昆明白龙潭，后又迁往重庆歌乐山，坚持办学，弦歌不辍。抗战胜利后，1946年，重庆歌乐山的上医师生带着部分书籍和实验器材辗转回到上海，与留守上海的师生会合，开始校园的战后重建。在返沪途中，满载贵重仪器、教学器材、标本、药品、档案、图书、教材、账册等共计74吨物资的船只着火后在云阳、奉节交界处失事沉没，上医损失惨重。谷镜汧耗费心血辛苦收集起来视若珍宝的病理标本也全部化为乌有。
这台显微镜及标有“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置皮花科”字样的装具，跟随谷镜汧教授大半生，经历了百年风雨。
该显微镜及其装具由谷镜汧教授的儿子谷伯起教授捐赠。
复旦大学档案馆
